■ 贺 伟

曾晚归和刘一公本是急流勇退的散淡将军，却不想来庐山隐居后，居然留名于千古名山。把曾晚归和刘一公放在一起来谈，是因为他俩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俩是最早来庐山太乙村隐居的粤籍将军，以他俩为首成立了太乙村“计划委员会”；他俩虽都是行伍出身，但都颇有文采，古文根基颇深；最为奇特的，是他俩后来竟然先后出任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当时这个“局长”一职非同小可，是要由江西省政府推荐、中央政府核准、批准的，不是随便哪个文官、武将所能担任的。他俩最终能留在庐山的史册中，并不是因为他俩曾在庐山太乙村隐居过，而是他俩都曾是统辖庐山、政绩颇佳的主政要员。当初，他俩与数人相邀来庐山太乙村筑庐隐居时，看中的是太乙村的幽静、优雅、与世隔绝，当时的庐山还是在由清一色的外国人掌控的“大英执事会”统辖之下，他俩绝对不会有什么参与庐山事务管理的念头。而数年之后，他俩居然由管理太乙村的头儿成了管理整个大庐山的父母官，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只能说是天意了，命中注定他们此生与庐山有不可分割的缘份。

还是先来说说曾晚归吧。

曾晚归是广东嘉应县人，嘉应隶属梅州，而梅州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被近代史称为辛亥革命的“梅州现象”。二十世纪初，梅州的三位文化名人黄遵宪、温仲和、丘逢甲倡导和创办新学，大批梅州和广东各地的客家子弟前往求学，其中的部分才俊后来又留学日本，在日本纷纷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广东、南洋一带宣扬革命思想、创办革命组织，为后来爆发的辛亥革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梅州现象”中提到的最为优秀的青年才俊名单中，就有曾晚归的名字，曾晚归毫无疑问是辛亥革命的功臣。

曾晚归1921年左右决意离开军界，前来庐山太乙村隐居时，官至粤军第八师师长。他为什么在年富力强、大有锦绣前程的关口毅然挂印封金，前来庐山隐居，原因不甚明了，应是和当时波诡云谲、社会动荡不安有极大关联，促使他“解甲游庐山，葺宇太乙峰下，有终焉之意”。

曾晚归是隐居太乙村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的别墅理所当然地为太乙村别墅第一号，名为“晚庵”。晚庵别墅是太乙村最居高临下的一栋房子，屋后是密集的竹林，因为倚山之故，别墅的正面有着高高的粗石垒砌的墙基，褐色的岩石托着别墅，隐匿在山间林中。

曾晚归文采甚好，且看他在太乙村写的一组词《山中辞》，词前有小序“乙丑居太乙峰下一年，尽领其胜，作行、住、坐、卧辞四章以纪之”——“山中行，足下白云生。采药每随流瀑涧，种茶时上碧螺层。莽千山，杜鹃开遍也，携斗酒，听流莺。

山中住，寂寞无行路。涧底流泉杂野花，砌下青苔与红树。近黄昏，孤寺下疏钟，翠峰头，山月吐。

山中坐，香鸭温馀火。微吟秋水意恬愉，闲写云峰气婀娜。喜鄱湖，新绿到山窗。认片片，归帆过。

山中卧，冷被和云裹。孤峰寂寂月窥床，凉露娟娟梅共我。问征鸿，何事向潇湘。唳寒空，残梦破。”

这组词中，表达了曾晚归对庐山风景的喜爱、隐居生活的恬愉，但也流露出难免的孤寂。在第四首词中，还隐约反映出对庐山冬季潮湿寒冷的怨烦，看来，在热带广东长大的曾晚归对庐山的冬季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曾晚归虽确有在太乙村“终焉之意”，然命运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几年后，曾晚归就奉命就任庐山管理局局长。庐山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26年，第一任局长为石道生，“莅任未久卸职”，遴选曾晚归继任。管理局最初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条例、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基本上是由曾晚归组织制定并加以实行的，牯岭山城乃至整个大庐山开始步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时代。

曾晚归在庐山主政期间，政绩斐然，口碑颇好，蒋介石都曾对他说：你是庐山的父母官，我们到庐山来，也是你的子民，也要接受你的管理的，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曾晚归三年任期满后，又转赴他地为官，再未回到太乙村来。

曾晚归离开太乙村后，管理太乙村的重任便落在了刘一公等人肩上，刘一公把太乙村管理得很好，期间又有一些要员如蒋介石、陈诚、严重、熊式辉、蔡廷锴等闻风而来，村民不断增加。有趣的是，接任曾晚归局长之职的夏琛之没干多久便去职，江西省政府又选中了散淡之人刘一公。刘一公竟也和曾晚归一样欣然赴任，也干得很出色。看来，曾晚归和刘一公端的是与庐山有缘。

刘一公在局长任上延续并完善了曾晚归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但他在庐山史册中留名的，主要是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

刘一公来庐山之前曾是粤军的一名军长，他的文化涵养很深。庐山仙人洞、锦绣谷一带石刻很多，整体水平很高，被整体列入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访仙亭左侧石壁上有一通石刻“总揽群真”，既精炼准确地概括出了锦绣谷的风景特色，书写又浑厚典雅，楷书的端庄中揉入了隶书的飘逸。此通石刻为这一带石刻的上乘之作，落款为“辛未夏日刘一公题”（“辛未夏日”为1931年夏），由此可见刘一公的文化涵养。

刘一公在庐山干的两件漂亮事，是他大力支持陈三立等人创建“花径”公园、开发“碧龙潭”瀑布的提议，并办好了这两件大事，为庐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庐山大林寺一带观赏桃花，写下著名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此诗流传开后，很多人专门在春季上山看桃花，大林寺一带成了著名景点“白司马花径”。近代之后，随着大林寺的逐渐衰败，盛极一时的桃花也逐渐消亡。1930年夏季的一天，长住庐山的文化名流陈三立、吴宗慈、李凤高等人发现石工从大林寺旁的泥土中挖出一块有字的大石头，经仔细察看，是“花径”二字。他们断定，此石刻一定是后人景仰白居易、为纪念他在这一带咏赞桃花而刻。陈三立等人立刻将这块石头买下，决定以此为契机，重建“花径”景点。他们向山上各界人士募捐，作为修路、筑亭、种桃及园林建设费用。他们将此事上报庐山管理局，上任不久的刘一公表示大力支持并划拨部分公款。

刘一公认真听取陈三立等人的建园设想，聘请设计人员加以精心设计。他们在刻有“花径”两字的巨石上建起“花径亭”，对石刻加以精心保护；又在花径亭旁建一座“景白亭”，亭前立碑，陈三立亲自撰写了《花径景白亭记》碑文，详细记载了发现“花径”石刻、重建花径景区的过程。他们在山谷中修建了石板小道，道两旁广种桃树，修建了一座石门，李凤高题“花开山寺，咏留诗人”刻于两边石柱，并题“花径”二字刻于门额。至此，荒废已久的“白司马花径”获得了新生，引发来山政界要员、文人雅士和游客的关注，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对花径景区加以扩建、完善，使之成为今日游人打卡的著名景区。

刘一公还为庐山山北绝胜碧龙潭的开发做出了贡献。1930年，陈三立偶然听人说，10年前勘探庐山地形的外国人曾在王家坡一带发现了一个瀑布，十分壮观，但因道路太艰险，多年来一直人迹罕至，至今仍默默无闻。陈三立不顾年过八旬的高龄，三次前往王家坡探寻，终于发现了碧龙潭瀑布。

陈三立三探碧龙潭回来后，在山上发起募捐，用于开发碧龙潭，捐者极为踊跃。1931年春，陈三立将捐款交给刘一公，请他代办此事。刘一公极为重视，立即着手操办。他亲率设计勘探人员，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在崇山峻岭中反复比较，选择最佳路线，然后才开始施工。半年后，一条便于行走的小道出现在峻岭之间，庐山又多了一处绝美风景。刘一公在潭边题刻了“碧龙潭”三个大字，并在潭上建了一座听瀑亭。

1933年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南麓举办军官训练团，特意抽调刘一公担任训练团训练科目的设计组组长，此时刘一公在庐山的任期尚未满。训练团结束后，他也没能再回庐山。

世事多变，犹如白云苍狗，但后人说起太乙将军村的由来、掌故，说起庐山管理局的渊源，还是要首先提到曾晚归和刘一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