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的楹联文化

■ 廖 柳

来到白鹿洞书院，跨过青苔斑驳的棂星门，明代张寰所题写的楹联“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紫阳道在，圣贤师友同归”如同一座时空界碑般矗立着。它浓缩了这座书院长达千年的演变历程：唐贞元年间，李渤兄弟隐居于庐山五老峰南麓，驯养白鹿相伴读书，他们所隐居的那个因形似洞府而得名的山坳，到了南唐升元四年（940年），朝廷在此设立了“庐山国学”，从而开创了中央政府于京畿之外设立学校的先河。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担任南康军知军时，见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的景象，于是奏请重修并亲自担任洞主，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奠定了中国书院教育的基本范式。楹联中的“紫阳道”既指朱子理学体系，更暗暗喻示着书院从隐士草堂升格为文化道统传承之所的蜕变历程。

书院的建筑群沿着贯道溪呈东西轴线展开，首进的棂星门取“得士如星”之意，门后泮池上架设着状元桥，池畔矗立着鸢飞鱼跃石刻，取的是《诗经》里面“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教化意象。二进的礼圣殿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康熙御题的“万世师表”匾额下悬挂着明代胡松所写的楹联，“古往今来，前圣后贤同脉络；天地高下，四时百物共流行”。这副楹联将建筑空间拓展为贯通古今的时空隧道。

明伦堂内由朱熹手书的“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的楹联，其上联以日月为天地双目之喻，既暗合《周易》中“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宇宙观，又以“天眼”的意象警示学子要慎独修身，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言忠信，行笃敬”似乎形成了伦理上的呼应。下联的“万卷”则对应着御书阁内珍藏的《十三经注疏》等典籍。“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的楹联，则将庐山多雨的特性转化成了学问必须经过淬炼的隐喻。

贯道溪畔有副由徐岱所题的“泉清堪洗墨；山秀可藏书”楹联，揭示出了书院特有的环境教育法。其中溪流不仅是《朱子家礼》中“晨起盥洗”的实践场所，蜿蜒的形态似乎更暗合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循序渐进”的治学原则。

贯道溪畔廊柱上悬挂的另一副“泉石可人，烟霞友我；青山傍屋，绿树盈门”的楹联，看似是在描绘自然景致，实则暗藏着治学之道。其中上联“泉石可人”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的隐逸情怀，将书院所在的山涧清泉、嶙峋怪石进行了拟人化，“烟霞友我”则将云雾霞光比作能够促膝长谈的挚友。下联“青山傍屋”对应着“仁者乐山”的比德传统，绿树环绕的门庭则暗合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某种程度上使建筑空间与自然生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育人体系。

礼圣殿东碑廊的78方碑刻构成了石刻版的《书院志》：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碑确立了教育纲领，王阳明的《修道说》碑记录了心学论辩，康熙的《御制训饬士子文》碑则是官方认证。最特殊的当数白鹿洞歌碑，它由九块紫石拼合而成，刻有明代状元罗洪先长达279字的狂草诗作，其飞动的笔势与贯道溪水形成了“铁画银钩”与“行云流水”的对话。

独对亭的立柱上刻有清代曹龙树所题的“五老此间惟独对；孤亭之外有朋来”楹联，它以“独对”彰显了慎独功夫，“有朋来”暗扣了《论语》中“以文会友”的治学境界。思贤台的“空中楼阁；静里乾坤”联语，则通过空间悖论似乎揭示出了书院教育的本质——看似远离尘嚣的“空中楼阁”，实际上是孕育了“静里乾坤”的精神道场。

白鹿园的竹篱上悬挂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联语。饲鹿亭的柱子上刻有“石洞当年，留得养贤浩然气；书声此日，犹带崇文翰墨香”，既追忆了唐代白鹿衔书的神异传说，又将朱熹制定的学规融入呦呦鹿鸣之中。

这座占地3000亩的文化综合体，以128副楹联为经纬，将建筑、山水、典籍、仪式编织成了立体化的文明图谱。白鹿洞模式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教育，朝鲜李朝参照《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书院教规》，日本足利学校移植了“分年读书法”，越南黎朝仿建了“云麓书院”。这些跨文化对话都凝结在“东国月出；西极星辉”的楹联中，将书院精神在全球传播的盛况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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