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诚斌

曾巩提出“同其好”与“同其行”两种不同的处世方式。一类人害怕自己一生不成名，所以拼命追随名人成为同行者；一类人内求于己，靠人品和文品在地方上赢得声望，并与纯粹的有造诣的文人保持相同的爱好及操守，其偶像或为今人，或为古人。

曾巩在《尹公亭记》中写到北宋散文家尹洙，称其在当时名震天下，贬谪随州后结茅为亭，以草为嬉，并潜心于学问，“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后来，随州太守李禹卿在废坏的茅亭地基上建起一座瓦亭，成为传承尹洙“风声气烈”的场所及怀念尹洙的一个景点，“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

实际上，纪念尹洙，何尝不是纪念欧阳修。尹洙与欧阳修一起搞古文运动，既是同其好，也是同其行；但不同于那种“疾没世而名不称”而想方设法与名人“同其行”的人。曾巩是欧阳修的弟子。当初，他写信给欧阳修，表示自己与先生“同其好”，他说：“伏惟不以己长退人，察愚言而矜怜之，知巩非苟慕执事者，慕观圣人之道于执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众待之，寻常拒之，则巩之望于世者愈狭，而执事之循诱亦未广矣。”（《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意思是，我不是羡慕你的权力，而是羡慕你用心推行圣人之道，如果你拒绝我，那么我在世上求道的希望就很小了，而你推行圣道的路也不会宽广。

曾巩向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话语中也是示意“同其好”。他在《上欧阳舍人书》中说：“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王安石不仅在对待古文上与欧阳修“同其好”，并且在国家治理上也可以“同其行”，“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后来，实际情况是，欧阳修与王安石在文学上“同其好”，他作诗《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欣赏，并认为他会成为未来文坛领袖。但是，欧阳修并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尤其对青苗法提出了批评，上书朝廷，建议停止发放青苗钱。这表明，欧阳修与王安石未能如曾巩所预判的那样“同其行”。

曾巩相信自己与欧阳修“同其好”，并且“同其行”；而对于古代君子，曾巩心慕而愿“同其好”者，其中包括颜真卿。曾巩对颜真卿的评价：“故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曾巩反感于一味地歌颂唱贺，他在《上蔡学士书》中说：“言事者皆为天下贺得人而已。贺之诚当也，顾不贺则不可乎？”恰当的祝贺是可以的，但不祝贺就不可以吗？他说：“为天下者，使万事已理，天下已安，犹须力开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与孙司封书》）

曾巩所处的时代，教育是缺位的，甚至是失败的，所以政府要兴学，让更多人“同其好”，即做到：“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宜黄县县学记》）

曾巩曾是个有远大抱负的文学青年，“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到了中年仍不放弃，可由于忙家事及生计，“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有一年，他终于有空待在家了，结茅舍，读书写作，“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学舍记》）

现代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为各个领域输送劳动力资源，其中不乏各类人才，但也有不少思维固化、创造性被制约、想象力贫乏的人，还出现了一些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所谓“携手同行”，若无“同其好”，往往走着走着就彼此走散了。毕竟，能陪你走得远的，未必是和你笑点相同的人，而是和你目标一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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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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