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明晖
2013年1月4日,江西省商务厅公布了首批“江西省特色商业街”名单。九江市的大中路步行街、都昌县的东街步行街商业区,以及庐山的牯岭商业街,均赫然在列。
这是一个承载历史的名单,汇聚了江西省最具代表性的商业街区。15条入选街道中,综合型商业街占据7席,专业型商业街8席。九江的大中路和都昌的东街被归类为综合型,牯岭商业街则是一条专业型街道。
所谓专业型商业街,即以某一行业或产品为核心,如旅游文化街、艺术创意街区等,承载着浓厚的主题氛围。而综合型商业街则是融合购物、餐饮、休闲的多功能、多业种、多业态商业复合体。在江西,这类商业街并不罕见,但九江大中路的地位尤为特殊。它不仅是江西最早的综合型现代商业街,更是中国最早一批此类街道之一。它曾见证过城市的繁华,也经历过商业更迭的起伏,它不仅是一条街,更是一部历史,折射着中国近代商业街的兴起、变迁与转型。
一、九江关与府城商业街的雏形
在中国古代的城镇格局中,街道的布局总是围绕着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展开。街道的命名,往往带有明显的等级秩序。明清时期的九江亦是如此。府城东西贯穿的主干道,被称为“府治西街”和“府治东街”,而人们更习惯称它们为“府前大街”——因为九江府衙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央。
在那个讲究礼制的时代,许多城市的主街都沿袭了类似的命名方式,反映出古代中国对于政治权力的尊崇。而商业,尽管是城市运转的命脉之一,却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明清两代“重农抑商”,使得多数城镇的商业发展受限,繁华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街市景象,仅出现在极少数经济重镇之中。
在古代的交通与商贸体系中,水路的重要性往往大于陆路,依港建城的九江,得天独厚地依靠长江与鄱阳湖水运,从而成为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明景泰元年(1450年),九江关在府城西外的湓浦港设立。湓浦港是九江建城的依托,它西接龙开河,北接长江,向南则连通甘棠湖。湓浦口,正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的地方。
清代景德镇烧制的一只瓷碗,如今珍藏于中国海关博物馆,碗上绘制的画面,生动展现了清代九江关的景象。那时的九江关已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税关之一,宽阔的湓浦港每天都吞吐着无数货物,迎送着往来不息的商队。九江成为长江干线上“车盖楼船应接不暇”的重要港口,商埠生意愈发兴旺,人口聚集,城墙内外的街道开始拓展。
河港的繁荣并非永恒不变。清代中期,湓浦港因泥沙淤积,水道变得不再通畅。商船逐渐改为停泊在龙开河一带,九江的商业重心也随之西移。从府城西门到龙开河,这一带渐渐热闹起来,民房、店铺相继建立,形成了一条全新的商业街,时人称之为“西门外大街”。
到了清代后期,九江的商业街市集中在两条主街上:城内的“大街”(又分为“府前正街”和“府城东大街”),以及城外的“西门外正街”。两条街道,一条承载着官府的气派,一条流淌着市井的烟火气。时光荏苒,江水东流。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九江的商业区域更加明确,形成了五个较为集中的商贸中心。自西向东,它们依次是:
大码头——今九龙街与大中路交会处,曾是龙开河口;
张官巷——今交通路与大中路交会处,茶市米市群雕处;
西门口——今环城路与大中路交会处,城内外两条正街的分界线;
四码头——今庾亮北路与大中路交会处,因排名第四而得名;
九华门——今庾亮北路与滨江路交会处,面江,府城的主要城门之一。
其中,大码头至四码头一带,正是后来九江大中路的核心区域。
二、九江开埠后的商业化转型
中国近代商业与城市格局的颠覆性变革,始于19世纪末那场席卷古老东方的风暴。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的商业模式也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与条约下被迫迎接新的变局。
与中国传统商业街相比,晚清商业街在规模与布局、经营业态、经营主体、商业氛围、建筑风格和商业氛围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商业开始走向现代化。
这场变革的序幕并非自愿拉开,而是被炮舰与条约强行开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割让,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口岸被迫开放。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天津条约》又使清政府敞开了长江三口——武汉、九江、镇江的大门。那些梳着长辫的人们,呆立在浔阳江的岸边,瞪大了双眼,望着冒着白气、黑烟的炮舰,轰隆隆开到了九江城门前。从此,这座江城有了自己特殊的背景音乐——汽笛声。
租界的建立彻底重塑了这些条约城市的商业肌理。上海老城外的泥泞小路,在数十年间演变成了远东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汉口的汉正街,这座九省通衢的古老市场,因五国租界的设立,蜕变为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九江,这座临江而生的古城,也在1861年正式开埠,被卷入这场全球经济浪潮,成为世界贸易的节点。
英国人看中了西门外湓浦港旁的狭长土地。这里紧邻江岸,港口条件得天独厚。英方以每亩50千钱的价格取得这片土地,而中国百姓则被迫迁离,昔日的民居和店铺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西式洋房、货栈和码头。
1904年的地图上,白色的区域是九江英租界。租界东西长150丈,南北向进深60丈,面积达126亩。龙开河自西侧蜿蜒流过,北面是码头区,而租界内的街道如棋盘般规整。它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地理版图,更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
租界内东西走向有两条街道,一条沿江,即今滨江路西段,当时国人称之为“外洋街”,一条在租界中部,填埋湓浦港那条沟渠而成,国人称之为“内洋街”,也叫“中洋街”,后被改名为湓浦路。南北向为“中街”,“中街”后来成为庐山北路的一部分。
租界之外,中国商人也在加紧修建自己的店铺,与英租界连通的道路上,一条商业大动脉正缓缓铺展。从地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龙开河起,环绕着英租界通往九江府城的道路已经形成,它与府城内的主街连通,位置和走向与现在的大中路几乎没有差别。
这条街道后来被分为三段:龙开河至西门外的“西门外正街”,西门内至八角石段的“西门内正街”,以及八角石至东门口的“东大街”。其中,西门外正街,正是今日大中路的西段,它的繁华程度远超其他街区,成为九江商业的核心。
这一带依托着两个重要的码头:大码头——中国帆船停泊的龙开河内港,以及张官巷——招商局的新式码头所在地。尽管租界的码头更为现代化,但租界的围墙与巡捕阻碍了普通中国商人的进出,因此,租界之外的商贸活动反而愈发活跃,九江的商业街区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生长。
翻阅那个时代的老照片,我们仿佛还能看到昔日九江的风貌。1874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用镜头记录下九江码头的繁华,画面中左侧的粉墙黛瓦是中国商铺,右侧则是一栋西式石筑建筑,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汇。
1898年,英国人托马斯·休斯拍摄了一张九江的城市入口图。照片中的木杆高耸入云,那是九江关的旗杆。远处是西城门,人潮熙攘,商贩的叫卖声仿佛穿透了时间。
彼时,九江已是全国三大茶市之一,三百多家茶行林立,外地茶商络绎不绝。每年新茶上市时,成千上万的女工涌入城内,筛茶、拣茶、包装……九江的茶香远飘欧亚。
尽管租界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但九江本土的街市依旧沿袭着原来的风貌。狭窄的巷道,砖木结构的赣派房屋,一户一店,门面狭窄,面街的空间利用率低。交通也不方便,主要依靠人力或畜力运输,物流效率很低。
三、大码头的繁荣与九江城市重塑
1916年南浔铁路的开通犹如给九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使这座城市的商贸活动焕发了新的活力。在那个交通相对不便的时代,这条铁路的开通让九江的商品流通范围扩大,贸易量显著增加,经济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九江由此迅速从一座港口城市转变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凭借优越的交通物流优势,九江迅速替代了南昌的地位,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
铁路不仅让九江繁盛起来,更重塑了这座城市的商业格局。南浔铁路九江站(今九江老火车站)建在滨兴洲,北临浩荡长江,东倚龙开河。以前,这里是一片地势低洼的荒滩。每逢夏季,江水泛滥,鲜有人愿在此定居。铁路的开通改变了一切,昔日的荒芜之地,成了商机涌动的热土。
九江商会洞察时机,迅速策划,将滨兴洲开辟为一块全新的商业区。民国六年(1917年),经江西省上报,北京政府批准,这片土地被赋予了崭新的使命——它归政府所有,只租不售,承租人不可私自转让,更不得租予外国商人。数年之间,滨兴洲的土地被夯实、填平,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次第开通,街道两旁的商铺、公寓、旅社拔地而起,成为九江城外的销金之地。
铁路的开通不仅改善了交通条件,还推动了九江的城市发展。大码头处原本连接龙开河两岸的浮桥被改造成木桥,大大方便了滨兴洲与老城区之间的往来。两岸的繁华紧密相连,大码头区域迅速崛起成为九江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民国初年,九江城外商业街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内因受限于老旧的城市格局和传统的商业模式,发展相对滞后。
这种情况也普遍地发生在中国近代早期经济发达的非省会城市中。大多数省会城市人口较多,城内面积大,面临经济发展和商业转型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而非省会的府城、县城的城区内面积有限(九江城内的面积不足3.5平方公里),已被拥有永久性地权的官府、民宅占用,留给新兴商业发展的空间极为有限。其中,城墙是对城市发展最大的束缚。在近代新式枪炮面前,城墙传统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原有的城市防卫、划分城乡等作用不再凸显,反而成了影响交通的瓶颈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清末民初,“拆城筑路”行动在各大商业城市陆续展开。1907年,汉口启动拆城,但几经周折;1910年,无锡率先拆除部分城墙;1912年,上海拆除城墙,改建中华路和人民路。到了20世纪20年代,各地拆城的呼声日益高涨。1923年,段祺瑞政府提出拆除九江城墙。1924年,九江发布拆墙通知。1925年开始实施,1928年基本完成。首先拆除的是东城墙,最后拆除西城墙,九江古城墙目前仅剩东作门一段(今171医院东围墙)。
城墙的拆除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城内外的交通,也为市政建设提供了用地。昔日宽厚的城墙被铲除后,变成了修筑现代化马路的基础。如今,九江的北城墙遗址是现在的滨江路中段和东段,西城墙演变为环城路,南湖路则源于昔日的南城墙一部分,而灌婴路是东城墙的一部分。
“拆城筑路”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一页,它既推动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也对城市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从此,西方现代城市规划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布局模式,为城市功能的优化和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便利。
四、铁桥与大中路:九江市政建设的新纪元
全面的城市规划与实施建立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民国初年到1927年之间,江西的政局犹如狂风席卷的湖面,波涛翻涌,变幻莫测。北洋军阀割据混战,争夺地盘,地方政权频繁更迭,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九江在这场风暴中艰难前行,曾经辉煌的茶市逐渐没落,然而,依托着长江与铁路的便利,九江的米市却得以繁荣。
1917年,滨兴洲的开发让九江的商业版图有了新的拓展。同一时期,九江“映庐”电灯公司拔地而起,为这座城市点亮了夜色。1922年,江西最大的纺织企业——久兴纱厂(九棉一厂前身)——在九江正式投产。电厂、纱厂、船运企业、火车站纷纷落户龙开河以西,滨兴洲到官牌夹一带逐渐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大码头周边日益繁华。
然而,城市的繁荣仍被桎梏。阻碍九江进一步发展的,并非商贸不旺,而是横亘在龙开河与老城区之间这片黄金地段——英租界。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中国的法律难以涉足,更谈不上进行大规模的市政改造。不可否认,晚清时期设立的租界,曾一度推动了部分港口城市的建设与贸易。一战结束后,民族意识觉醒,人们明白租界已经成为城市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九江的历史在1926年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折。1926年11月5日,北伐军击退北洋军阀,九江光复。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高潮期,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九江的工人、学生、商人们燃起强烈的爱国热情。1927年1月6日,九江市民冲进英租界,成功收回了这片长期被外国势力掌控的土地。九江与汉口一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主动收回租界的商埠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租界的收回,九江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规划。1927年蒋介石掌权后,长江流域各省的政局暂时稳定,经济重新走向繁荣,九江也全面启动市政建设。
这一年,南浔铁路局与九江商会联合投资,龙开河铁桥正式动工。这座高等级的桥梁极大地改善了滨兴洲与主城区之间的交通状况,使得九江的商业街区整合贯通。与此同时,九江的拆城工程也进入了高潮。
在张远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内兄)等几任市长的主持下,九江展开了大规模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工程就是贯穿九江城区,连接滨兴洲的正街。在这次改造中,它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大中路。
九江的市政改造启动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1927年10月。《江西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详细收录了时任九江市市长傅良弼向江西省建设厅呈报的《九江市政厅开辟马路收用土地暂行章程》。这一文件宣布了九江正式启动大规模市政改造,其中包括收用土地、拆迁民宅等一系列举措。根据历史资料,大中路的主体建设大约在1929年基本完成。在大中路改造的同时,滨江路的建设也同步推进,滨江路工程的全部完工时间大约在1932年。
改造前的大中路,仍是由花岗岩石板(麻石条)铺设的老街道,路宽仅3.9米,狭窄的车马道与人行道彼此交错,分为车马道和人行道两部分。车马道采用1.6米长、0.23米宽、0.12米厚的石板平缝横铺,而人行道则位于车马道两侧,各由四块约1.5米长、0.28米宽、0.08米厚的石板错缝竖铺而成。马路下方配有下水道系统。
沿街是低矮的砖木结构老式店铺、天井院、农舍与菜园,既有商铺,也有民居,呈现出一种民商交融、城乡交错的风貌。尽管老街的道路质量尚可,但狭窄的街道、低效的空间利用率,已难以承载日益增长的商业需求。
1927年的改造工程,使大中路焕然一新。西城墙被拆除,原本两侧的传统店铺与民居全部拆迁,街道被拓宽至10米,人行道增设至1.2米,原本被割断的城内外主街得以连通,形成了九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主干道。改造后,大中路的长度也有所延伸,东端起点从八角石延长至东门口(即如今南湖支路与浔阳东路交会处)。
街道的扩展,意味着商业的扩张。新的大中路,成为九江最重要的商业街区,商铺林立,店铺门面统一规划,街道更为宽敞,排水、电力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使其从一条老旧街道,真正成长为一条现代化商业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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