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明明

就在这鄱阳湖和长江两水相接处，兀立着一座数十米高的小山，名叫石钟山。小山因苏轼《石钟山记》名满天下。在历史深处，它铭记的可不只是文人笔下的清亮钟声，更有刀光剑影的较量和巅峰对决。

山上有两块并立的碑刻。一边是苏轼的千古诘问“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一边是曾国藩败走留下的哀叹：“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站在石钟山上，北望长江滚滚东去，西眺鄱阳湖烟波浩渺，仿佛仍能听见一百七十年前那场湖口之战的轰隆炮声……

石钟山，江湖锁钥，自古兵家必争。徜徉于此，一幕幕历史大剧就在眼前。三国周瑜由此挥师赤壁。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湖口决战，刀光剑影、血光冲天……

时间来到清咸丰年间，这座小山又一次被推上历史潮头。

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称天京。为巩固江南根据地，派遣大军西征，意图夺取长江中下游安庆、九江、武昌三大重镇。西征初期势如破竹，进击顺利，而到了1854年，形势开始逆转。对手曾国藩自湖南起兵，依靠仿照西洋炮舰打造的水师，连克岳州、武昌、田家镇，一路顺流东下，兵锋直指九江。

九江若失，天京西部门户洞开。危急关头，东王杨秀清急调翼王石达开从安庆驰援湖口，统筹西线全部战事。

这一年，石达开二十四岁，曾国藩四十四岁。一位是广西农家子弟、十六岁起兵的“天朝第一悍将”，一位是湖南理学名臣、翰林出身的“中兴第一名臣”。命运让素昧平生、本无瓜葛的两人，在历史紧要关口，狭路相逢，开启了一场巅峰对决。

石达开抵达湖口时，太平军的局势已经十分被动。湘军水师拥有西洋火炮六百尊，战船有“快蟹”“长龙”“舢板”三级配置，大船火力凶猛，小船机动灵活，作战配合堪称当时最强的水上武装。反观太平军水师，在之前的田家镇之战中几乎损失殆尽，残余船只多为民船改造，根本无法与湘军正面硬抗。

面对强敌，石达开的第一招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他选择不战。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石达开将主力收缩于湖口—九江—梅家洲三角地带，构筑起立体防御体系：林启荣守九江城，罗大纲守对岸梅家洲，黄文金守湖口县城，石达开本人坐镇石钟山指挥全局。太平军在鄱阳湖口水面设置数座巨型木排，排上架设火炮，两岸修筑炮台，形成交叉火力网。最绝的一招，石达开下令在鄱湖入江最狭窄处凿沉大船、填塞沙石，仅于西岸留出一道窄窄的隘口，用篾缆横拦水面——这既是防线，也是陷阱。

曾国藩见太平军坚守不出，认定石达开胆怯畏战，愈发骄横。他决定主动出击，双管齐下，一面命塔齐布猛攻九江城，一面命胡林翼、罗泽南进逼梅家洲，试图扫清外围后再合围湖口。然而林启荣守城如磐，湘军攻击如隔靴搔痒；罗大纲屡次佯败诱敌，湘军吃亏上当，连番受挫，士气渐疲。

石钟山上的石达开在观望等待，他等的，他想要的，正是这种局面。

咸丰四年腊月十二（1855年1月29日），决战终于来临。

湘军水师统领萧捷三见湖口太平军防线似有松动，便率领一百二十余艘轻便舢板冲入鄱阳湖内，企图快速“肃清内湖”。这本是湘军惯用的战术：先用重炮轰开缺口，再派轻舟突入追剿。萧捷三所部为湘军精锐，行动迅捷，一路深入湖内数十里，沿途未见太平军大股抵抗，开始确信敌军已经溃散。

待湘军轻舟尽数入湖，全部进入布好的口袋，石达开一声令下，两岸伏兵齐出，隘口处的篾缆骤然收紧，沉船浮桥合拢，迅速将鄱阳湖口彻底封死。一时，湘军水师被硬生生截为两段：入湖的百余艘舢板被困内湖，失去大船重炮掩护；滞留长江的“长龙”“快蟹”等重型战船则失去轻舟护卫，如龙入浅滩，在狭窄江面上首尾难顾，行动笨拙。

曾国藩在长江南岸的帅船上目睹这一切，当即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慨叹：“此非人力可以遽破！”他心知肚明，要完成如此规模的拦江工程，按湘军工兵的施工能力最快也要十天半月；他不明白的是，石达开怎么一夜之间便做到了？

将湘军水师分割完成后，石达开放出第二招：夜袭火攻。

1月30日深夜，太平军出动三四十艘满载干草、桐油、硫磺的船，顺着江风潜入湘军船阵。与此同时，罗大纲从梅家洲，林启荣从九江城同时分兵出击，两岸火箭喷筒齐发，喊杀声震天。湘军大船运棹不灵，在狭窄江面避无可避，顷刻间火光冲天。一仗下来，湘军被焚战船四十余艘，余部仓皇逃往九江上游。

石达开并未就此收手。

2月11日深夜，他再施火攻，这一次的目标直指曾国藩本人的座船“拖罟”。太平军百余轻舟从九江、小池口两路夹击，直扑湘军水师停泊处。火弹纷飞中，曾国藩的旗舰被团团围住，管驾官刘盛怀、监印官潘兆奎当场战死，御赐的关防印信、文卷册牍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

曾国藩在亲兵拼死保护下换船逃命，回望旗舰被焚、部众溃散，他羞愤万分，纵身跃入江中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等奋力救起。据曾国藩事后自述，其时他已写好遗折，“欲策马赴敌以死……”

湖口一战，湘军水师精锐损失殆尽，大小战船被毁两百艘以上，阵亡将士逾三千人。捡回一条命的曾国藩逃回南昌后闭门谢客，给朝廷的奏折中自诉忠心称“屡败屡战”，私下却对友人透露出自己的心理阴影：“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

湖口大捷的历史价值，远超一场局部战役胜利的意义。

太平军由此乘胜转入反攻，一路西进，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继而席卷江西八府四十七县，兵锋直逼南昌，迫使清军解除对九江长达两年的围攻。这是太平天国西征以来的最大转折，也把太平军对抗清廷的战争推向全盛顶点。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胜者与败者似乎都在这场战役中完成了各自的命运转折。

曾国藩从湖口之败中痛定思痛，放弃了速胜冒进战略，转而总结出“结硬寨，打呆仗”的稳健战法，并着手重建湘军水师——他向对手学习，放弃笨重大船，专造轻便灵活的舢板舰队，重新订立《水师章程》，首创营哨制度。“知耻者勇。”可以说，没有湖口之耻，就没有后来稳扎稳打的湘军。

湖口大捷，石达开登顶他的军事生涯巅峰，却也悄然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湖口大捷后不久，天京爆发“天京事变”，杨秀清内讧被杀，石达开紧急奉召回京辅政。可是，这位年轻率性、军功至高的战神无法忍受天王洪秀全的无端猜忌，无奈之下率部出走。这位曾让曾国藩闻风丧胆的翼王，最终于1863年兵败大渡河，被生擒押往成都，凌迟处死，年仅三十三岁。

而今登临石钟山，游人多半为苏轼的文采驻足。可能只有少数游客留意到山上那尊曾国藩铜像，他身着清代官服，面色凝重，立于“上谕亭”北侧。人们很难读懂这凝重面色背后的隐喻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尊胜利者的雕像，可他站立的地方恰好是他当年沉舟折戟、蒙羞毕生的惨败之地。而那场战争的胜利者石达开呢，在这里，居然踪迹全无……

这或许正是历史的另一种回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石钟山依旧临风屹立，山下江湖亲昵交融，日夜东流不息，共赴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