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先宝

我的父亲，离开我已有二十六年。每逢节假日，我再也没有机会给父亲送上祝福与孝心。

父亲离世时五十六岁。起初只是胃疼，他硬扛着不肯就医，只找乡村医生拿几片止痛药凑合。直到疼得直不起身子，我们才强行扶他去县城医院检查。拿到诊断结果那天，医生将我叫到走廊，嘴唇开合，却半晌说不出完整话语。我什么都听不进去，只记得那日刺目的白光，我顺着墙壁缓缓滑坐在地上，脑海里反复浮现父亲刨木勺的模样。

父亲日复一日地上山砍回松木，截段、削皮，再持刨子反复打磨。刨花从刨刃卷曲而出，薄如蝉翼，裹挟着松木清香，在地面堆积厚厚一层。长年握凿子、刻刀，他掌心磨出铜钱般厚的老茧，生硬的木头，在他手中慢慢打磨出勺子圆润光滑的轮廓。一把木勺卖五分钱，做工精细的也才一角。他整夜刨木，手指僵硬酸痛，一晚至多才做七八把木勺。一捆捆木勺堆在堂屋角落，再由他挑着担子送往各家小店。我从小到大的学费、书本费，甚至零碎的文具，全是靠着一把把木勺，一点点刨出来的。

家中七人要养活，单靠刨木勺远远不够。父亲什么活都接，春日插秧，夏日割稻，秋日伐木，冬日打零工。可这些营生终究转瞬即逝，唯有刨木勺，承载了他一辈子的辛劳，也填满了我关于父亲所有的回忆。

父亲是村里的组长，统筹着几十户人家的红白喜事、调解邻里矛盾。走在乡间小路上，人人都会尊称他一声“老冷”。他一生好体面，从未与人红脸争执，更不曾低头求人。可为了凑齐我的学费，他只能放下一身傲骨，挨家挨户登门借钱。

那些外出借钱的夜晚，是我心底最深的恐惧。天色刚暗，他便出门，避开宽阔大路，专走少有人迹的田间小路。母亲倚在门口遥望，直至他的身影彻底融入夜色，依旧伫立不动。我独坐堂屋，盯着煤油灯摇曳的火苗，书本上的文字一个也看不进去。火光将我的影子映在墙上，忽大忽小，像孤影游荡。我满心自责，恨自己还要继续读书，恨我不能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早早务工，以减轻家里负担。父亲归家时，若神色松弛，便是借到了钱；若是沉默不语，默默蹲在门槛摸出旱烟，便是空手而归。他蹲坐抽烟的模样，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烟头星火明明灭灭，映出紧锁的眉头，随即又沉入黑暗。他从不多言，可所有苦楚，我都懂。

有一次放学，我途经村口小卖部，听见店内有人低声议论：“老冷又来借钱了。”我扒着门缝往里张望，父亲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一包烟，想递过去讨好对方。那人摆手回绝，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脸上强撑的笑意一点点消散。我转身狂奔，躲在后山痛哭起来。当晚我同父亲说，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外出打工养家。父亲扬起手，一记耳光迟迟没有落下，整条胳膊止不住簌簌发抖。他咬牙开口，嗓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着木头：“我还没死。”

那时他的身子早已垮掉，只是在硬撑。后来我翻出一本小学生田字格笔记本，才知晓他把每一笔借款都仔细做了记录：债主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字迹工整清晰。本子藏在楼上的木箱中，纸页早已泛黄，上面的人名有的熟识，有的陌生。最后一页单独写着我的名字，标注着学费数额，旁边一笔工整的勾——那是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199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任教。同年，父亲确诊癌症，他从确诊到离世，整整两年三个月。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身形消瘦得脱了相，那双刨了半辈子木勺的手搭在被褥上，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黑渍。我握住他的手，冰凉得如同寒冬石块。他望着我，嘴唇反复翕动，却再也说不出完整的词句，可他心底的话，我全都读懂了。

他是想说：好了，你总算有出路了。他是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他是想说：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

父亲走了。我跪在床前，没有落泪，只是一遍遍地望着他的手。那双刨过无数木勺的手，那双为我走遍全村借钱的手，那双扬起巴掌却不忍落下的手，安静地平放在那里，再也不会抬起。

二十六年来，我无数次梦见老家堂屋。煤油灯亮着，刨花簌簌飘落，父亲弯腰坐在原地，一下下推着刨子。我走上前唤他，他抬头淡淡一笑，可只要我伸手触碰，梦境便瞬间破碎。醒来时枕巾早已湿透，窗外月光惨白，像他刨出的细碎木屑。

我亏欠父亲一生。亏欠一句从未曾说出口的告白，亏欠他为我一次次弯下的脊梁，亏欠他病重后期，我没能长久陪伴的日夜。这些年，我还清了本子上的所有外债，可欠父亲的恩情，此生永远无法偿还。

如今我也早已为人父，伫立窗前，望着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心底浮现的，永远是那盏煤油灯、父亲在灯下弯腰刨木勺的背影，还有他蹲在门槛抽烟时，忽明忽暗的点点星火。

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凌晨，我强忍泪水，自以为那是坚强。可这么多年，每一个思念父亲的深夜，我都将当年未流的眼泪慢慢补齐。泪水如同刨花，轻薄细碎，一层一层，在心底堆积得厚重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