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的父亲

■ 长江之水

记忆的木门，吱呀一声，时光的尘埃在光柱里穿梭。昨晚，我又看见了年轻而又俊秀的父亲，他正俯身在一块刨花纷飞的长木料上，眯着一只眼，瞄着墨线……

父亲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赣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亲高中毕业，在那个“识字即先生”的年代，已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但在贫瘠的家境面前，文化也显得无奈。为了生计，爷爷奶奶让他拜当地公认的“鲁班手”刘师傅为师，学门传统手艺。一般来说学木匠需要三年才能出师，可父亲两年便能独当一面。刨子、凿子、锯子、墨斗，各有各的脾性，在他手里却被驯服得如同老友。

父亲带过六个徒弟，帮人建起的房子有几十座，散落在丘陵田垄之间；经他手打造的八仙桌、茶几、犁耙、风车，更是不计其数，融入了一户户农家的晨昏炊烟。村里哪家的犁耙坏了，或是椅凳散了架，只要寻到他，他撂下手中的活计便去修，从不提一个“钱”字。帮人建房或做家具时，他对着有限的木料，比对自己家的还上心，反复比划，精打细算，一根椽子、一块板子都要物尽其用。他常说：“木头是有魂的。你待它诚，它才肯替你撑起日子。”

父亲的善良与忠厚，如同他刨出的木花，卷曲而清香，悄然铺满了乡间的小路。二十一岁那年，这缕清香为他牵来了姻缘。父母是村里恩爱夫妻的典范，像榫头遇见卯眼，自然而契合。婚后一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接着是妹妹和弟弟，老屋愈发显得拥挤窄小。父亲肩上的担子，除了生计，又添了安居的梦想。在爷爷奶奶的帮衬下，家中先后建起了三栋房子，让一个大家庭都有了遮风避雨的安稳之所。每一根梁柱，每一块砖瓦，都浸透了他的汗水和期许。

命运的转折，始于一场雨。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邻村方伯请父亲去安徽省某地拆一座百年老宅，取上好杉木回乡建房。归途遭遇暴雨，小货车在泥泞山路上颠簸如舟。驾驶室仅可容纳两人，一位是开车的司机，同行的江伯年近六旬，年轻的父亲二话不说，把老人让进驾驶室，自己跃上车斗，蜷在油布下，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病，就是从那时种下的。

谁承想，这一场雨，这一次让座，竟成了命运的拐点。风寒未得彻底清理，在劳累中反复纠缠，积郁成疾，最终拖成了那个年代令人闻之色变的“痨病”。

家，从此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药味与愁云。那时的我常常跑到两里开外的小诊所，找医生拿药。平时父亲总是硬扛着不肯去医院，实在扛不住了，才咬牙去了县城的医院住院。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县城，母亲在医院边的小摊上，给我买了一碗五角钱的馄饨，薄皮裹着鲜肉馅，汤里撒上葱花、虾皮，香气扑鼻。我捧着碗，小口慢品，那鲜味仿佛穿透了所有贫瘠的岁月，至今仍清晰地烙在记忆深处，成为那段苦涩光阴里，一丝微不足道却难以磨灭的温暖。

父亲心底始终憋着一股不甘。1992年正月，春寒料峭，他拖着日渐沉重的病体，执意要跟着乡亲南下广东汕头，在一家家具厂打工。

他在汕头只待了五个月。回来时，他瘦得脱了形，眼眶凹陷，再没有昔日的神采，咳嗽成了他生命最后的背景音，痰中的血丝，是命运投下的触目惊心的警告。检查结果冰冷而无情：肺结核晚期。母亲倾尽所有的温柔与耐心照料，煎汤熬药，日夜不离，可终究无力回天。那年冬月初九的凌晨四点，白霜铺地，茫茫一片，像天地也披上了素缟。父亲在一阵剧烈的咳血后，气息渐渐微弱。他睁着眼，望着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孩子，那眼神里有太多的牵挂与不甘，对母亲笑了笑，声音微弱却清晰：“莫哭……估计我快不行了，你要辛苦了，好好带大三个孩子……”话没说完，一阵紧促的咳嗽，床沿上到处都是血。最终，父亲在母亲怀里永远合上了双眼，将一生的辛劳、善良与未老的容颜，定格在了那个寒冬。母亲握着他尚有余温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号啕大哭。那一年，父亲三十八，母亲三十五。

父亲走后，母亲未改嫁。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劳作，含辛茹苦将我们三兄妹拉扯长大。

父亲的离去，并未带走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忠厚善良，在乡邻的念叨里活着。村里木贵哥常说：“你爹的东西好借。那时一辆自行车多金贵啊，可只要开口，他几乎没有不答应的。”

父亲是个幽默的人，能言善语。他的话语里总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仿佛随手拈来的乡间俚语，经他的口一说，便有了生命，活灵活现。一次，堂叔与人争论得不着边际，众人碍于情面，不好说他。父亲慢条斯理地笑道：“贤弟啊，你真厉害，是‘十窍通了九窍’的人才！”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大笑。堂叔起初以为得了夸奖，眉眼飞扬，后来才知是“一窍不通”的婉转揶揄。他却也不恼，反倒自己拿来打趣。父亲的话，像裹了糖衣的良言，把道理说得柔软又鲜活，至今仍是村里温暖的笑谈。

父亲留下的，除了无尽的思念，还有他的谆谆教诲。他是个严父，对我们兄妹三人，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我，要求极严。他坚信“读书改变命运”，自己未能走通的路，殷切地希望我们能走下去。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前列，父亲非常欣慰。可到后来，他病重加剧，家中的困顿像巨石压在我心上，我无心向学，成绩一落千丈，物理甚至只考了27分。父亲看到试卷，没有暴怒，只是久久地沉默，那沉默比责骂更让我难受。夜里，他把我叫到床边，咳嗽着，慢慢说：“我知道家里困难，拖累了你。但越是难，你越要争口气。书读进去，才是你自己的，谁都拿不走。”他的话像一把锤子，敲醒了我。后来我拼命追赶，总算没有掉队。他的“严”，也体现在对我们安全的守护上。有一年，村里来了走江湖的杂技班子，表演滚轮平衡。我看得入迷，回家便找了块木板，架在滚轮上模仿。正摇摇晃晃、得意忘形之际，父亲一声呵斥，紧接着一鞭子就抽在了我腿边，但并未真打在身上。我吓呆了，他却后怕般地喘着气：“摔伤了头怎么办？那是要命的事！”那一鞭子的风也把我抽醒，让我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踏实前行。

父亲留下的，还有那一幢老屋。村里的青砖瓦房几乎都改建成了漂亮的楼房，我始终不肯拆它。不是怀旧，而是深知这幢老屋，早已超越砖瓦意义，成为血脉的容器、时间的锚点、历史的见证。推开木门，我似乎能看见父亲那年轻的身影。这屋子，是他用生命里最后的力气，在时光断崖上刻下的坐标，标记着一个男人如何以血肉之躯，在那贫瘠的年代里，为所爱之人撑起一片天空。

父亲走时，我尚年幼，不懂生死之重。如今我鬓角微霜，才真正读懂他留在人世间的密码：

他教我读书——终身学习，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他教我勤劳——自力更生，唯有努力才有收获；

他教我爱心——乐于助人，多帮助更需要的人；

他教我安全——敬畏生命，在清贫中守住底线。

父亲从不曾走远。他只是把三十八岁的年轮悄悄折起，藏进母亲结婚的樟木箱底；把年轻的身影，镌刻在仅存的两张泛黄照片里。

父亲在我生命里，永远年轻，再未老去。

如今我亦为人父。某个春日，我陪女儿到江边游乐场玩耍，女儿拉单杠撑不住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伸手托住她的小腿。那一瞬，掌心触到她单薄却蓬勃的骨骼，忽然就懂了父亲当年俯身时，臂弯里蓄着的全部力量。

深夜，窗外寂静，浔阳江畔暮色已浓，江风微微拂过窗棂，带来阵阵湿润凉意。我伏案写作时，常觉衣袖被轻轻拂过，抬眼却只见淡淡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