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庐山学”：庐山烟雨长江潮

■ 李勤合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位于长江中游的庐山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26年5月太虚法师在上海出版讲演集《庐山学》，提出“庐山学”概念，至今整整一百年。值此之际，回忆“庐山学”创立过程中的点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庐山天下悠”的文化内涵，推动庐山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缘起大林寺的重建

一切还需要从一段偶遇说起。

光绪十五年（1889年），太虚法师生于浙江海宁，俗姓吕，十五岁时出家为僧。太虚法师同情革命，宣统二年（1910年）受邀到广州浮印寺，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1911年革命党人黄花岗起义失败，太虚法师写了一首诗《吊黄花岗》追悼烈士：“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太虚法师因此遭到清朝政府通缉，后来得人救护才幸免于难。但太虚法师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因此得了个“革命和尚”的绰号。

1917年，太虚法师先后到宝岛台湾和日本考察佛教改革，进一步奠定了他改革中国佛教和传播中国文化于世界的雄心。从日本回国后，太虚法师和章太炎等在上海组建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其间结识了武汉人陈元白。

1918年9月，陈元白和李隐尘等人邀请太虚法师到武汉讲学。讲学完毕返回上海途中，舟过九江时，遥望庐山，太虚法师想起创建东林寺和莲社的慧远和尚，曾作了一首诗，诗题《舟次九江，雨中望庐山不见，怀东林莲社，用李隐尘居士韵》。诗中说：“白雾迷天地，匡庐面目真；境非关质影，缘莫辨疏亲！遥结东林想，轻扬北海尘；坠空花雨满，挥尘更何人？”这是太虚法师与庐山第一次结缘，虽然仅仅是在风雨之中远望庐山，但却奠定了大师一生与庐山的缘分。

1922年6月，太虚法师从上海赶往汉口创办武昌佛学院，沿途参访各地名胜。在安庆迎江寺，法师与该寺监院竺庵法师谈及准备游览庐山胜景，以纾解当年遥望庐山的遗憾。竺庵主动提出陪同，终于促成了太虚法师与庐山的相遇。太虚法师和竺庵赴九江，畅游庐山约一星期，游踪所至，遍及山南山北，山上山下，诸如白鹿洞书院、栖贤寺、白石寺、五老峰、归宗寺、万杉寺、秀峰寺、西林寺、东林寺、太平宫以及御碑亭、天池寺、黄龙寺等。太虚法师一路游来，兴致浓厚，每游一地都写有诗歌抒发游兴。

在牯岭游览时，太虚法师看见当时的庐山被西方殖民者开发，修建了不少避暑的别墅。西方殖民者携带西方文化渗透进庐山，牯岭周围十里间只有西方教堂林立，而地处偏远的中国僧侣佛徒，已没有立足之地。当时有天池寺的僧人坦山等数人听说太虚法师来到庐山，前来拜访。众人言谈之间说到匡庐本是佛门圣地，而现在只见流传西方耶教，不禁叹息！太虚法师便询问大家附近有没有佛剎遗址，坦山等人说白乐天歌咏的大林寺就在附近。于是大家策仗前往寻觅，当时夕阳垂尽，新月已升，大家看到荒烟蔓草之中，一个牧童正吆喝着牛群归去。大家在一座石桥旁找到一块石碑，上面残留的文字说明，石桥北面一片平民居住的房屋和杂草丛生的地方就是大林寺的原址。大林寺是东晋高僧慧远弟子昙诜所建，最盛时有下大林、中大林、上大林三寺，牯岭大林寺即上大林。白居易当年登上大林寺，看见不少海东僧人慕名来此求学，曾写下《大林寺桃花》名篇。

当晚，太虚法师写了一首《牯岭杂感》诗记此事，诗中写道：“云顶一峰昙诜迹，大林三寺白香诗。夕阳何处遗踪觅？烟绿尘红总可悲！”太虚法师看到衰草丛中的大林寺遗迹，仿佛看到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文化，内心感到悲痛。于是，到汉口后，太虚法师就向武昌佛学院院董会提出重修庐山大林寺，并在庐山开展暑期讲演会，向避暑庐山的西方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梁启超、李隐尘等人赞同。太虚法师庐山弘法的历程遂由此一段偶遇开启。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1923年，经过一年的筹备，庐山大林寺得以初步恢复，先是修建了简单的讲堂，用以暑期召开讲演会。7月10日，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同事一道登上庐山，在大林寺举行首届暑期讲演会。讲演嘉宾除了太虚法师外，还有著名的学者黄侃等人。当时庐山基本上是洋人的天下，虽然住了一些中国人，但大家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在牯岭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吸引许多好奇的人，其中就有不少西方基督教徒。

大林寺的讲堂很简陋，只有一块黑板和新式讲台。大林寺的暑期讲演会开近代庐山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先河，因此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时而会有人来提问诘难。有一天，讲桌上供奉了一尊几寸高的佛像，有一个外国人见了，就说：“你们这是偶像崇拜，不是真神！”太虚法师回答说：“根据你们的圣经，你们的真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你们这些人，所以你们这些人自身，就是你们的真神偶像！如果不把你们自身灭掉，就灭不了偶像。”洋教徒听了法师的回答，瞪着眼睛答不上来。

又有一次，一位洋人牧师带着几个教徒来到大林寺，自称到中国已经二十八年，看到中国的儒、佛、道三教都已经死了，只有基督教是活的，所以中国人应该改信基督教。大林寺中的职员虽然据理与他辩论，但他一概不听，只用“中国都是死的”这一句来抹杀一切。太虚法师见这位牧师蛮不讲理，就站出来突然问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都是死的？”他仍然说：“我在中国已经二十八年了，所以知道都是死的。”法师大笑道：“你才二十八年，哪里能够知道！我在中国三万年了，还不知道呢？”他跳起来说：“你怎么可能在中国三万年了！”法师笑道：“不错，你们的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存在了，我就在中国了！但你们的耶稣早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仍然在中国，你看是谁死谁活？”那位洋人牧师惊愕地起身出门，一路说着“你们不讲道理”就走了。法师笑着回应说：“请你自己想想究竟是谁先不讲道理。”从此以后，再没有洋教徒上门辩论。

当时主持修建庐山大林寺讲堂的严少孚看见牯岭有西方各国人士居住，就像是一个万国俱乐部，就在讲堂前挂起“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这块招牌引起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的注意，他以日本佛教名义要求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报告给日本国内，请求第二年推派佛教代表来庐山讲演，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

1924年7月，在庐山大林寺正式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国内代表外，还有日本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等，英国、德国、芬兰、法国等国佛教徒与瑞典基督教徒艾香德等也参加了会议。这场会议虽然规模不大，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庐山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地”的生动写照。1925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大林寺庐山暑期讲演会逐步地走向了世界。

“庐山学”的诞生和意义

从1923年到1925年，太虚法师每年暑期都邀集学者来庐山讲演，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1925年，法师又在庐山大林寺创办庐山学宭(注：宭，某种事物荟萃的地方)，还专门邀请燕京大学毕业生熊东明教读英文，培养人才，预备进一步到欧美弘扬中华文化。当时不少人不认识“宭”字，误以为是“窘”字，闹了不少笑话。

1925年，太虚法师将三年间在庐山等地讲演的稿子，合编成一本书，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书稿最初取名《庐山演说集》，后改称《庐山讲演集》，最终定名为《庐山学》。1926年5月，《庐山学》正式出版。这反映了庐山文化的高度自觉，也标志着“庐山学”的诞生。

庐山图书馆原馆长徐效钢所著《庐山典籍史》曾这样评价《庐山学》这本书：“此书为太虚法师在庐山等地的讲演以及部分佛学论文的合集。庐山古今专著甚众，然而以‘学’冠其名者，除此之外至今绝无仅有。由此可以看到，太虚法师及其门徒当日弘法于庐山，不仅是要重振佛学之风，而且旨在以佛法为根本，立庐山学之核心。无论其实际内容是否全面，太虚在庐山历史上第一次以‘庐山学’涵盖庐山思想学术研究，诚不失为卓识之人、卓识之见。”

正如徐效钢先生所言，虽然历代庐山典籍非常多 ，但只有太虚法师这本书提出了“庐山学”概念，是要建立一门以庐山为核心的学问体系。这种卓见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不仅在庐山文化史上如此，即使在中国文化史上，“庐山学”的开创性贡献也是不遑多让，这是中国最早以地名学的现代学术尝试。近代学术史上，“敦煌学”世人共知，一般认为“敦煌学”之名由九江修水学者陈寅恪在1931年首次提出。他在为1931年出版的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而太虚法师《庐山学》出版于1926年，比“敦煌学”的提出早了5年。作为现代较早以地命名的学术专著，《庐山学》意义非凡。

2001年，为了进一步挖掘、弘扬庐山文化，由徐顺民、熊炜、徐效钢、汪国权、张国宏、贺伟等学者共同编著了一本全面阐释庐山文化的专著，名字就叫《庐山学：庐山文化研究》。这本专著进一步深化了“庐山学”的内涵和范畴，巩固了“庐山学”的地位。

成长中的“庐山学”

“庐山学”提出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容仍在成长和丰富。

自1932年起，太虚法师在庐山重新开始暑期讲演会。法师关心中国文化，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常与同在庐山的陈三立、李烈钧等人讨论。1933年暑期，法师在庐山讲演《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1936年暑期，法师在大林寺写成《文化与民族及人类的存亡关系》文章。

1937年7月3日，太虚法师在经过安徽芜湖、巢县、合肥、无为等地的讲演后登上庐山准备当年的讲演会。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太虚法师得知消息后，感慨国难日甚一日，作《庐山住茆即事》一诗。诗中说：“傍溪把茆盖，宴坐来怒号；急湍喧日夜，丛翠撼风涛。只此动皆静，更何禅可逃？庐山烟雨外，遍地阵云高。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卅载知忧世，廿年励救僧；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拊膺！”太虚法师内心如山涧中的湍溪，怒号不已，号召大家不要逃避，不要让战争恶魔扰乱社会。7月16日，太虚法师向日本佛教徒发出电报《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宣告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极限，战争的责任在日本。同一天，太虚法师又发表《告全国佛徒》电文，号召全国佛教徒以慈悲护国、共赴国难，投身战时后勤工作，将佛法修行与抗日救亡结合。

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人在庐山同国民党进行了两轮国共合作谈判。7月15日，周恩来等提出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庐山由此成为中国抗战名山，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也进一步丰富了“庐山学”的内涵。

1996年12月，在“庐山学”提出70年后，庐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这样评价：“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使“庐山学”进一步得到升华。

“庐山天下悠、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这句话凝练了江西三大名山的神韵，是对江西独特风景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这为新时代庐山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升了新时代“庐山学”的品格。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既不像长江上游的崇山“难于上青天”，也不像长江下游的群山“吴山点点愁”，而是便于登临，与人亲近，自古以来就是人文圣山。从1600多年前西域人面向庐山方向“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到800多年前朱熹在庐山制定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从100年前太虚法师提出“庐山学”概念，再到新时代的“庐山天下悠”，庐山文化一直在传承创新中成长，“庐山学”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之中，与时俱进，展示着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925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