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洪贵，是地道的川东人，自幼在巴山蜀水的滋养下长大，养成了吃苦耐劳、忠厚正直的品格。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刚满18岁的父亲响应号召，毅然投身军旅。他含泪告别父母，跟随队伍从四川步行到江西，编入川军第二十一军，成为一名骑兵，在赣东玉山、弋阳、横峰一带与日军作战。玉山战场上，父亲身负重伤，背上连中三颗子弹。战友拼死将他抢下，他在深山老林里辗转养伤，命悬一线之际，被和合乡七房村的手艺人詹乾富发现。詹乾富将他背回家中悉心照料，父亲养好伤后便在七房村北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部队转到湖口、彭泽、九江一带，沿长江与日军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跟着部队进了九江城，亲眼看着日本人放下武器投降。从一个深山庄稼汉，千里迢迢来到江西保家卫国，父亲常说：“我这辈子也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了。”这份家国情怀，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七房村北安家，与母亲陶氏结为夫妻，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人。那些年日子苦，遭灾荒，父亲靠种田、守山、捕鱼维持一家生计。守山林的空闲，他参加村里捕鱼队，分到的鱼舍不得吃，用竹筒装回家给我们改善伙食，自己却一口不动。

　　父亲体格魁梧，为人忠厚，在村里威信很高。谁家有纠纷调解不好，总是请父亲出面，他一去，大家便握手言和。父亲的善良体现在一件件小事上。他守黄金嘴山林时，见村民上树折树枝，总是悄悄走远，轻轻咳几声——怕突然喊叫让人受惊摔下来。村里死了老人，父亲做八仙抬棺材，总挑最重的那头。有一次挖墓穴需要试坑位，他穿着裤衩跳下去躺在坑里试，白蚁爬满身也不吭声。

　　隔壁詹元仕家两位老人，儿女在外地，我家义务照顾了二十多年，直到他们去世。在陶家湾舅舅家，五个舅舅中有三个人的终身大事是父亲牵线做媒的。父亲去舅舅家，总是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这份宽厚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性，是家风最鲜活的源头。

　　父亲虽没什么文化，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他咬紧牙关供我们兄弟读书。

　　我初中毕业那年本可考都昌师范早点工作，父亲却劝我读高中：“多读书总归是有用的。”后来我当兵考上军校，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1998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五岁的江山虎头虎脑，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抱着孙子叮嘱要好好读书。假期结束我们回武汉时，父亲依依不舍送到村口。那时他已72岁，身体不好，或许心里知道这一别怕是难再见了。

　　1999年正月初二，父亲走了。接到噩耗，我哭了两个多小时。赶回家时，因为是正月上旬，怕影响大家过年，没办丧事。晚上陪在父亲身边睡了好几天，根本不觉得害怕——那是我最亲的人。

　　父亲的离世，让我更懂得传承他的遗志，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我始终牢记父亲“读书明理、修身立德”的嘱托，在教育子女时坚持德育为先、学识为本。儿子詹江山自幼刻苦勤学，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用优异成绩告慰了祖父在天之灵。

　　父亲生前乐善好施、帮扶乡邻的善行，更让我坚定了投身公益的信念。多年来，我心系家乡发展与民生福祉，多次为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困难群体帮扶捐资出力，将父亲的善行从家族延伸到社会。我们詹家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子女后辈勤奋正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父亲“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遗训。

　　父亲离开我们27年了，但他的身影从未远去。吃苦耐劳、忠厚善良，重教明理、家国担当，这些珍贵的品质，早已成为詹家永不磨灭的家风，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辈。

（詹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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