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占方羽

从南昌向北，当车窗外的风景由都市的棱角渐次柔化为水光的潋滟与山影的起伏时，空气的质地便悄然改变。一种湿润的、带着复杂历史层次的气息弥漫开来，那是长江的水腥，庐山的雾润，还有老城砖缝里透出的时间微凉。这便是九江给你的初遇：它不是一座瞬间就能被定义的城市，而是一片需要你用呼吸、听觉和全部感官去丈量的“江湖”。

“江湖”在这里，既是地理现实，也是精神气质。长江在此与鄱阳湖握手，背后是拔地而起的庐山，构成独一无二的“山-江-湖”格局。这使九江自诞生起就成为大地的十字路口：南北交汇，水陆相通，更是两种生命态度的相遇。一边是长江奔流到海、不舍昼夜的入世豪情，象征着通达、变迁与生存的博弈；另一边是庐山遗世独立、云深不知处的出世哲思，孕育着玄想、静观与精神的飞升。

而遇见九江，便是潜入这场“江湖之会”，聆听这场横亘千古的山水二重奏。

水线：通衢天下的江湖气魄

九江的故事，必须从水讲起。

当长江流到这里，已经积蓄了万里奔流的洪荒之力，江面豁然开阔。站在锁江楼塔斑驳的基座上，你能看见江轮拖着长长的波纹，将城市的历史切成两半，一半是古典的沉郁，一半是现代的喧嚣。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塔，塔身微微倾斜，像一位与洪水搏斗了四百多年的老将，至今仍倔强地镇守着这条桀骜的大江。塔基上密密麻麻的洪水刻痕，是九江人与长江既依存又抗争的年轮。

沿江而行，历史以更复杂的方式层层叠现。很多人不知，九江是中国最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九江辟为商埠。英、法、美、日等国相继设立领事馆，建教堂、办洋行、修码头。如今，滨江路一带仍保留着数十栋西式老建筑：英国领事馆的红砖墙、日本台湾银行的拱窗、美国圣公会教堂的尖顶……它们沉默矗立，像一段被遗忘的殖民记忆。

但在九江人眼中，这些老楼并非耻辱象征，而是城市多元性的见证。如今，漫步在滨江路，红砖拱廊的西洋建筑静立梧桐树下，有的已成为咖啡馆与画廊。一位银发老人坐在廊下读报，他的祖父曾是码头搬运工。“洋人走了，楼还留着。”他推推老花镜，“小时候觉得这是耻辱，现在觉得都是九江的一部分。”这种坦然，是水赋予的智慧：泥沙俱下，终归东流；荣辱沉浮，皆为过往。

视觉江西   李小明  摄

真正的江湖气，在琵琶亭的暮色中达到极致。想象那个秋夜：白居易的青衫被江风吹动，商妇的琵琶声混入涛声。千年过去，亭台几度重修，但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依然在每一阵过江风中低回。九江的码头，见证过太多这样的相逢与别离，贬谪的官员、漂泊的文人、南迁的客家人、出洋的华工……他们在这里驻足，将各自的悲欢沉淀进这座城市的记忆层。这就是九江的“容”：容纳清浊，容纳聚散，容纳所有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命运。

而水的故事还有更浩瀚的章节。驱车向东，当道路两侧突然被无边的水域取代，鄱阳湖到了。夏季的湖是矜持的，烟波浩渺，帆影点点；冬季水退，则露出中国最辽阔的湿地草原。我在观鸟台，用望远镜看见白鹤单腿立于浅滩，优雅如沉思的隐士。当地护鸟员说：“它们每年冬天从西伯利亚来，比我们还会认路。”这片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诠释着九江另一重“容”：容纳跨越国界的生命，容纳季节轮回的呼吸。

水的故事继续向东，在湖口达到高潮。登上石钟山，一道清晰的水线将江面一分为二：长江水浊，鄱湖水清。两股颜色、性格迥异的水流在此碰撞、缠绕、交融，最终合为一体，浩荡东去。苏轼当年夜泊于此，听见水石相激之声如钟鸣，悟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真理。而我看到的，更像一场宏大的和解：奔放与沉静，浑浊与清澈，激情与深邃，所有对立在此交融，成就了九江最本质的江湖气象。

山线：不识真面的文人玄境

与水线的开阔坦荡相对，山线从伊始就指向深邃与隐秘。

登庐山的盘山公路，本身就是一道哲学命题。“三百九十六弯”，不仅是对技术的挑战，更是对心性的磨练。每个弯道都在剥离一层尘世的执着，当海拔突破千米，云雾漫进车窗时，你已不再是山下的那个自己。牯岭镇出现在云雾缭绕处，这不是山顶，而是一片悬浮的空中家园。红瓦别墅错落林间，教堂尖顶指向天空，咖啡馆飘着拿铁的香气。1920年代，这里汇聚了中国最早一批“避暑客”，他们在此创造了中西合璧的山居文明，让庐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云中客厅”。

视觉江西 魏东升 摄

但庐山的灵魂，藏在更深处。循着李白的诗行寻找瀑布，却发现“飞流直下三千尺”并非写实，而是一个盛唐诗人用想象力完成的艺术再造。真实的瀑布是多级的、曲折的，在岩壁间跳荡闪烁。这恰是庐山给所有文人的启示：真相需要创造，而不仅是发现。在白鹿洞书院，朱熹手植的丹桂已亭亭如盖。这位理学大师在此讲学多年，将“格物致知”的种子播进庐山云雾。书院讲堂“明明德”的匾额下，仿佛仍有辩论声回荡，关于理与气、知与行、入世与出世。庐山从不给出答案，只提供沉思的场域。

而将这种沉思推向极致的，是庐山的云雾。我站在含鄱口，期待一场日出。然而天公不作美，浓雾如巨幕，将远方的鄱阳湖与长江彻底吞没。起初是失望的，但渐渐地，我被这纯粹的“空无”所震慑。世界被简化成两种颜色，墨绿的松林剪影，与流动的、充盈天地的乳白。风声是唯一的声音，在空谷中回荡，悠远而寂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禅机。庐山从不轻易展示它的全貌，它用云雾教导每一个来访者，你所见的，永远只是局部，是瞬间。真正的“真实”，或许就隐藏在这变幻莫测之中，它拒绝被定义，拒绝被一览无余。这种“不识”的哲思，正是庐山赠予九江，乃至赠予所有攀登者最宝贵的礼物。苏轼的慨叹不是遗憾，而是赞叹，正因为无法全知，山才保持其神秘与崇高；正因为视角有限，探索才永无止境。

这条山线上，每一栋石头别墅都是历史的剖面。美庐里，蒋介石题刻的“美庐”二字与宋美龄的画作同在，政治与艺术奇异共存；赛珍珠故居中，那位以中文为母语的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此眺望她深爱的中国；庐山会议旧址的礼堂里，1959年的风暴改变了国家航向……庐山像一座石制的档案馆，收藏着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次心跳。而这些政治风云、文化碰撞、个人悲欢，最终都被山间的云雾温柔包裹，化为历史的苔痕。

下山前，我特意在仙人洞留了个影。当山风穿过古老洞壑、云雾漫过衣襟的瞬间，我忽然就懂了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沉默。有些领悟，只能交给山水，无法转译成语言。

交汇：浔阳江头的时空和鸣

水线与山线的交汇点，不在别处，正在浔阳楼。

这座屡毁屡建的名楼，如今屹立在长江与城市的交界线上。登楼那日恰逢雨后，江风带着水腥味扑面而来。脚下，是宋江醉后题写反诗的地方，一部《水浒传》的侠义与狂放，在此找到了它的地理锚点，那是民间想象对历史的鲜活介入。而我的目光，始终投向窗外那条真实的长江。

就在这不远处的江岸，一个秋夜，被贬谪的江州司马白居易，曾在这里送别友人。那首千古绝唱《琵琶行》，早已将“浔阳江头”塑造成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感伤符号。“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那泪水，不仅是为天涯歌女而流，也是为自身命运而流，更是为所有在命运洪流中漂泊的灵魂而流。

转身遥望，现代九江在眼前展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里，老人打着太极，孩童奔跑嬉戏；远处的长江大桥车流如织，更远处，庐山的轮廓在晴空下泛起青黛色。同一个地点，承载着白居易的悲悯、宋江的狂放与今日市民的闲适，这就是九江最神奇之处：它让所有时空并行不悖。

视觉江西 韩俊烜 摄

下得楼来，沿江堤漫步。一位白发老者在垂钓，鱼竿架在石栏上，自己则倚着“1998年最高洪水位”的标记柱打盹。我轻声询问，他睁眼笑道：“那年水都淹到二楼了。但现在你看，江堤修得这么结实。”他指着对岸，“水来了就抗，水退了就活，九江人习惯了。”这话平淡，却道出了这座城市最深层的生存哲学：与山共存，与水共舞，在动荡中寻找平衡。

暮色渐浓时，我坐在江边石阶上。身后是万家灯火，眼前是流淌的黑暗，只有航标灯在江心明明灭灭。忽然想起白天在庐山见过的云雾，它们此刻是否正从山巅倾泻而下，与江上的水汽悄悄相会？大江与名山的对话，从来不曾停止：长江以它的奔腾，给予庐山永恒的参照；庐山以它的静默，给予长江哲学的深度。而九江，就是这场对话最忠实的记录者。

远处传来轮船悠长的汽笛。这声音曾送走过多少白居易，迎接过多少李太白？它听过琵琶行的哀婉，也听过新时代的欢歌。此刻，它只是平静地划过夜空，像一句跨越千年的问候。

当我的九江之行接近尾声，整理行囊时发现，里面装满了无形却沉重的馈赠：江风湿重的触感、山雾清凉的滋味、江湖交汇的视觉震撼，还有老者那句“水来了就抗，水退了就活”在耳边的回响。我知道，这场大江与名山的千古对话，并未随着我离开而结束，它已在我身体里埋下种子。未来某个疲惫的都市黄昏，或许我会突然想起浔阳楼的晚风，想起含鄱口的云海。那时我将明白，九江赠与我的，不是风景，而是一种能力：在奔流中听见静默，在浮沉中看见永恒。

而这，正是所有伟大遇见最终的意义。

（来源：大江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