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九江（上）

■ 涂开荣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红军高级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先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14日，周恩来第二次上庐山，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与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成功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大敌当前，九江人民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到抗战之中。抗战之初，九江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抗战中期，新四军五师和七师南下越过长江，挺进赣北，赣北人民积极拥军支前，新四军在赣北建立战略支点，开辟沿长江游击走廊，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赣西北的修水、武宁、瑞昌等湘鄂赣边。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赣西北人民非常兴奋，积极支持南下支队创建湘鄂赣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铁军出山——九江境内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九江西边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东边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中部是岷山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后，九江各根据地党和红军虽然断绝了中央的消息，有的边县红军游击队甚至与上级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然坚定信念，高举红旗，各自为战。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九江各边县仍保存着大大小小近十支红军游击队，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长征和斗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根据党的指示，九江境内各边县的红军游击队，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谈判，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达成协议，纷纷走出深山，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雄师劲旅。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对包括九江境内红军游击队在内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战斗在赣西北修水、武宁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纷纷下山，集结于平江县嘉义镇，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1934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生“六七月事变”后，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党和人民并不气馁，地方党和苏区干部、红军游击队进入深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其中，在修水、武宁、瑞昌周边分别建立了平修铜、修铜宜奉边、修铜、修通、修武崇通、修武通、龙武、龙湖瑞等数个边县政权和数支红军游击队，他们以山地为依托，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昼伏夜出，避实就虚，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当地群众大力支持下，“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成为重要的革命“支点”。湘鄂赣省军区东北分区游击队长、开国少将吴嘉民对于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群众的大力支持充满了感激：“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他们对坚持东北边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指示，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艰苦谈判，终于建立起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三溪坳等地为活动中心的平修铜游击队，主动与修水的国民党渣津、马坳等地区长进行谈判，达成合作协议，双方结束敌对状态，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傅彪和县政治保卫局长朱晃富分批带领100余人下山；活动在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的东北分区游击队，先在修水黄沙港半山坡与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进行谈判，接着在铜鼓大塅谈判成功，由东北分区游击队长吴嘉民等带领200余人下山；活动在修水、通城边界黄袍山等地的修通游击队，经历残酷的三年游击斗争后，仅存7名队员、8支枪，由队长杨柳春带领下山。

西北代表团妇女部长焦子英率领17人的游击队，在赣鄂边境的大山深处游击。国共合作时，焦子英带领坚持下来的十余人在武宁温汤下周刘正文家集中。武宁北部山区太平山的一支5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以太平山的山洞作栖身之所，摘野果、挖竹笋、采野菜度日，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被当地群众称为“太平山中的神兵”。该游击队最后有33人下山，在武宁船滩镇茅铺街集结。活动在九宫山等地的龙武游击队20余人，由队长杨裕厚率领也走出深山。

这几支红军游击队在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和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书记江渭清的指示下，依依惜别老区人民，开赴平江嘉义集结，相继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1937年9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修水建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修水通讯处，12月改称新四军修水通讯处，负责联络和动员修水周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保障红军游击队顺利开赴平江嘉义改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广泛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协助恢复和发展修水及其周边地区党的组织。其间，通讯处动员修水、宜丰、奉新边界的几十名纸槽工人参加新四军。1938年1月，因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修水通讯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奉命撤销，后改为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战斗在都湖鄱彭边界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奔赴景德镇瑶里整编，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

 1935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彭泽中心县委所在地彭泽浩山进行了疯狂“围剿”。4月，少共彭泽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所部由彭泽浩山突围，成功冲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转移至都昌县东北边境大港望晓源，成立中共都湖鄱彭中心县委，建立都湖鄱彭游击大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中心县委先后隶属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皖浙赣省委领导，下辖都昌、湖口、彭泽县委和鄱阳余家山区委。历经艰苦的近三年游击战争，国共合作时仍然保存有红军160余人。1937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皖浙赣省委指令，田英率领都湖鄱彭游击大队160余人，奔赴景德镇瑶里改编，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三营七连，连长饶炳成。

1938年1月下旬，根据陈毅指示，田英奉命带领短  枪队回到都昌，在都昌大港街上设立新四军都昌留守处，田英任主任，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景德镇办事处，负责做好抗战宣传、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等工作。4月5日，田英等8人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留守处被迫解体。陈毅后来回忆，“赣北鄱阳、彭、湖、都昌一带为方志敏部老根据地之一，抗战后，一部分加入新四军，一部留山保持。其领袖田英同志则往来于景德镇、都昌之间做抗战工作，后被敌特暗杀。”陈毅对田英的遇害非常痛惜。

战斗在赣北岷山的红军游击队错失改编为新四军机会，在南浔铁路沿线独立坚持抗战

 1937年10月，原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梅青、红十六师政委明安楼奉中共湘鄂赣省委命令来到赣北，动员赣北岷山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由于赣北工委与上级党组织长时间失去联系，不了解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他们只同意下山抗日，但不理解和接受同国民党合作，并误将他们当作叛徒而杀害。岷山红军游击队因此错失了改编为新四军的机会。此后，赣北工委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多次派出人员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果，于是独自坚持敌后抗战。

1938年8月，赣北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全队共有400余人，拥有长枪300余支，短  枪30余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他们利用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在南浔铁路沿线多次伏击敌人。正当日军一〇六师团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于德安万家岭时，10月3日，有一支日本骑兵部队沿九德公路西援，赣北抗日游击大队抓住战机，在日军必经之地德安蔡山垄设伏。经过4个小时激战，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大获全胜，毙敌30余人，打伤10余人，缴获30余匹战马和大批子弹等军用品。蔡山垄大捷有力策应了万家岭战役，震动了赣北乃至整个江西，极大鼓舞了赣北人民抗战信心。此后，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游击队取得了余家河、株岭等战斗的胜利，有力支援了赣北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1939年1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刊登国民党中央社报道：“我赣北游击队活跃，株岭鏖战颇有斩获”。24日，又报道“敌人再犯岷山株岭，经我游击队英勇击退”。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声威日盛，威名远振。但这支能征善战的抗日队伍，在1939年2月的“岷山惨案”中，被国民党顽固派“剿灭”。

二、铁流挺进——新四军五师和七师分别进驻赣北，开展敌后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挺进中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不久，游击大队发展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皖南事变后，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鄂豫边区地处中原抗日前哨，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它既被国民党顽军所包围，又被沿江河、铁路、公路屯驻的日军所封锁，远离新四军军部，孤悬敌后，成为党在华中敌后的独立战略区。在日伪顽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斗争形势尤其艰苦。

由于赣北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苏区时期良好的革命基础，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开辟一条从彭泽到安徽东流、至德、贵池的沿江走廊，实现五、七师和军部的日常联系”的指示，新四军五师与七师分别组成挺进纵队，进驻赣北，建立重要的战略支点，创建瑞阳边、赣鄂皖边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五师基本根据地互为犄角，形成策应。新四军挺进赣北，成为赣北抗战的中流砥柱，从战略上策应了其他敌后战场，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五师赣北挺进大队、五师江南抗日挺进支队以及五师十四旅先后挺进瑞昌，开辟瑞阳边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爱国青年吴大可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斗争，斗争，斗争！”勉励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毕业后，吴大可奉派回赣，任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政治秘书，1939年春，被组织派回家乡瑞昌，组建抗日游击队，他组织了一支2000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担任游击队副营长，在武宁、瑞昌和赣鄂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组织游击队攻打日军重兵占领的瑞昌县城，震动了整个赣北。与此同时，瑞昌相继成立了朱湖、大桥、花园徐家村等农民抗日武装，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各种方式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家卫国，有力策应和支援新四军对日作战，为瑞阳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李先念的“见缝插针，遍插杨柳”战略思想，1941年冬，新四军五师派林童来到瑞昌东部地区，进行抗日根据地的筹建工作，为后来新四军主力的进入创造条件。1942年4月，鄂皖地委副书记赵辛初派遣新四军五师赣北挺进大队100余人进入瑞昌，由刘禄任大队长，他们以瑞昌县（今瑞昌市）和九江县（今柴桑区）交界的赤湖为据点，与朱湖和大桥两支农民武装取得联系，并肩作战。他们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短短四个月内，部队扩大到200余人，开辟从九江县西部到阳新东部横贯瑞昌北部的广阔游击区。

不久，新四军五师江南抗日挺进支队接替赣北挺进大队，继续挺进瑞阳边区，成立中共江南抗日挺进支队工作委员会，以加强瑞阳边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很快打开了瑞阳边抗日根据地的局面。1943年7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来到瑞昌，联合江南抗日挺进支队，攻打赣鄂边界上的敌人。新四军主力的到来，江南抗日挺进支队如虎添翼，全力配合四十二团一个营，攻克赣鄂边界上的日伪中心据点栗林，炸毁据点里所有碉堡、岗楼，驻守据点的日军大部被歼，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尽管如此，根据地周围仍然强敌如林，既有盘踞边区的日伪军，又有为数众多的国民党顽军。为变被动为主动，支队工委决定成立武装工作队，抽调一批军事骨干，组成赤湖、横立山、马路南、马路北四支武装工作队。这四支武工队就像四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工作队和宣传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很快打开了新局面，建立了赤湖、横立山、马路南、马路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赤湖根据地跨越赤湖东西两岸，东近九江，西临瑞码公路，南到瑞昌县城近郊，北迄长江南岸，是瑞阳边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横立山根据地以排沙、罗城山为中心，北到横立山北沿，南到高丰、洪下源的广大地区；马路南根据地北起长江，南到瑞昌肇陈、洪一和阳新东部边境的洋港，东自横立山，西至阳新网湖的广阔地区；马路北根据地以下巢湖为中心，南到瑞阳公路，西到横立山东麓，东到码头镇。各地武工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灵活机动，广泛出击，拔除日伪据点，摧毁乡、村维持会，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纵横驰骋于瑞阳边区战场上。到1944年底，瑞昌县赤湖、横立山、马路南、马路北四块抗日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武工队神出鬼没，被称为“神兵”。1945年6月，武工队化装成农民、小贩，伏击日军汽艇，等日军汽艇抛锚靠岸，武工队员一齐跃出，猛扑敌艇，手榴弹如雨点一样落到艇上，炸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钻进船舱。队员们趁机跳上甲板，消灭了艇上8名日军，缴获大批物资，并将汽艇烧毁。等到日伪军赶来救援，武工队已经无影无踪。

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4年7月，经中共鄂皖地委批准，成立瑞阳边区排沙中心乡民主政府，中心乡政府设在瑞昌县南阳排沙周村，管辖瑞昌的横立山、阳新的张家湾、九江县的城子镇等地，总面积约450平方公里。

新四军在瑞昌的三年时间内，对敌作战100多次，消灭日伪军约300人，瓦解伪军100人，烧毁日军汽艇一艘，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在消灭大批敌人的同时，自身也得到较大发展，到1945年春，江南抗日挺进支队由原来的一个连扩建为三个建制连，武装人员由原来的100余人，增加到500余人，全队拥有轻重机枪和步枪300多支（挺）。1945年7月，支队又从各武工队中抽调一批骨干，组成新四军江南抗日新四连；并向鄂豫抗日根据地输送100余名军事骨干。在华中新四军各师中，五师是人枪发展最多、根据地发展最大的，被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为“发展工作第一”。这份荣誉的背后，也凝结着赣北人民的担当与付出。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江南抗日挺进支队奉命北撤到江北蕲州镇，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长江独立第三旅第六团，继续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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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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