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散尽 魂回故里

■ 王水龙

1938年盛夏，赣北热浪翻滚，战争的阴云已沉沉压向九江城。日军来势汹汹，九江城危在旦夕。在港口乡茶岭村马家垅自然村（今柴桑区港口街镇茶岭村马家垅），恐慌如野火般蔓延开来。村民急促地敲响了锣，嘶喊着催促：“快走，往西边山里撤！日本人要来了！”

外婆那年三十出头，身形瘦削却带着一股韧劲。外公头一年在村庄划龙船的活动中意外溺亡，留下她和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被抱养出去）。此刻，她正焦急地清点着家人。偏偏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8岁的舅舅和年仅6岁的母亲被舅公、舅婆带着去了邻村亲戚家走动。

外婆站在家门口，向东边小路极力张望，汗水浸透了她的粗布衣衫。远处已有零星枪声隐约传来，她不能再等了。她一把拉起大姨的手，将几件换洗衣裳，一小包硬邦邦的干粮，还有一小块用油纸仔细包着的、带着家乡味道的茶饼，匆匆塞进一个蓝布包袱。母女俩的身影，就这样仓皇地融入了马家垅村口向西涌动的人潮。

此时，我的母亲正在邻村亲戚家的院子里懵懂玩耍，全然不知母亲和姐姐正走向一条充满未知与凶险的求生之路。

西撤之路，在1938年酷烈的阳光下，成了一条铺满荆棘与绝望的求生之路。外婆紧紧攥着大姨的手，汇入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庞杂人流。头顶是毒辣的日头，脚下是滚烫的尘土。干粮很快耗尽，饥饿如影随形。偶有临时设立的粥棚，施舍的也是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因水土不服，加上连日的惊恐、饥饿与过度劳累，不断有人倒下。外婆的身体也渐渐不支，起初是步履蹒跚，接着开始上吐下泻，脸色蜡黄，虚汗淋漓。

在同行者模糊的记忆里，这个瘦弱的九江女人，拖着同样年幼的女儿，走得异常艰难。刚满11岁的大姨，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搀扶外婆，小小的身躯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和重压。沿途，虽然有好心人短暂收留了他们。可几口热水或草药，都无法让外婆恢复体力。当她们挣扎着进入湖北崇阳县金塘镇地界时，外婆在苏塘村附近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如同一盏油尽的枯灯，再也无法挪动一步。

苏塘村一个姓黄的村民，收留了这对濒临绝境的母女。在黄家那间低矮昏暗的土屋里，外婆已陷入半昏迷中。大姨后来多次向母亲描述那个场景：她跪在铺着稻草的地铺旁，一遍遍用破布蘸着凉水，擦拭外婆滚烫的额头和干裂的嘴唇。外婆偶尔会费力地睁开眼，浑浊的目光艰难地聚焦在女儿惊恐的小脸上，嘴唇翕动着，却始终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她的眼角不断溢出泪水，无声地诉说着不舍与担忧。在一个暑气未消的凌晨，外婆的手徒劳地向上抬了抬，终究无力地垂落，永远沉寂了。

面对素昧平生的异乡客和孤女，姓黄的房东叹息着，好心地帮大姨料理外婆的后事，并置办一口薄棺，将外婆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但他也务实地提出条件：“这女伢，得留下。”大姨懵懂地站在原地。看着门外简陋的棺材被钉上，那一下下沉闷的敲击声，如同命运的铆钉，将大姨的童年牢牢钉在陌生的荆楚山村里。从此，她成了黄家抵偿棺材和收殓费用的童养媳。

之后，大姨的世界被沉重的劳作和刻骨的乡愁填满。砍柴、挑水、喂猪、洗衣……无尽的活计压弯了她稚嫩的脊背。她蜷缩在灶房的角落，夜晚的月光偶尔漏进来时，她便摊开手掌，看清冷的光流淌在掌心。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几百里之外马家垅模糊的轮廓。她背着高耸的柴捆，总忍不住费力地爬上村后的山坡，踮起脚尖，固执地向东眺望，向着家乡眺望。

大姨不识字，语言也不通（当地是崇阳方言，与九江话差异甚大）。她如同被困在无形的牢笼里，但她从不敢忘记“九江”“港口”“茶岭”“马家垅”几个地名。偶尔在镇上听到疑似江西口音的人，她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用九江话急切地问：“晓得九江不？晓得港口茶岭不？”每当对方茫然摇头，她眼中燃起的光亮便会迅速熄灭。

经年累月的希望与失望，让大姨渐渐学会了沉默。只在夜深人静时，对着无边的黑暗，她才会一遍遍无声地呼唤着“姆妈”，低声说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家乡地名。后来，命运出现转机，大姨解除了与黄家的关系，嫁给了同村一位姓李的忠厚农民，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九江马家垅这边，战火平息后，舅公舅婆带着年幼的舅舅和母亲返回了故园。得知外婆和大姨妈杳无音信时，巨大的悲痛笼罩了这个残缺的家。外婆的房间空置着，她常用的纺车落满了灰尘。舅婆每每整理遗物，总是泣不成声。

舅公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寻找。他沿着当年难民西撤可能经过的路线——瑞昌、阳新、通山等地，一次次地徒步寻访，张贴寻人启事，逢人便打听她们的下落。“见过一个30多岁，带着11岁女儿，姓周的九江女人吗？”每一次舅公满怀希望地出门，最终都拖着沉重绝望的步伐归来。为了寻找亲人，他卖了自家两亩水稻田，筹集资金委托村上当时有点名望的人去找寻，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从此，舅公常常独自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望着暮色中的田野，沉默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着他日渐佝偻的身影。

舅舅和母亲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与猜测中长大成人。那份失亲之痛，如同融入血脉的烙印，成了家族最深的隐伤。但他们的寻找从未停止。

我的舅舅名字叫周庆启，从小勤奋好学、聪明睿智。俗话说，没父母的孩子懂事早。他在旧社会上过几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舅舅被选拔到乡村组织参加工作。1951年，舅舅加入党组织，曾任职茶岭乡长（当时的小乡体制）。但由于他小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差，加上种种原因，于1961年英年早逝。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政府也着手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江西、湖北两省曾专门就寻找抗战时期失散难民事宜召开过协调会议。

当时，九江县（今柴桑区）的一名领导（姓名已不可考）因公赴湖北崇阳县参加会议。彼时交通不便，干部下乡多靠步行。这个领导便选择从九江经修水县进入崇阳。一路上风尘仆仆，夜宿沿途村民家。在金塘镇苏塘村一带借宿或歇脚时，他与当地村民交谈时无意间听闻村中有个操九江口音的外来媳妇。在了解这个外来媳妇姓周，是多年前逃难至此，其母病故葬在当地后，该领导立刻重视起来。他详细询问这户李姓人家的情况及那位妇女的来历。当听到“九江”“港口”“逃难”“母亲病逝”等关键信息时，他觉得大姨可能是九江方面苦苦寻找的失散难民之一。热心的他详细记下了李家的地址和大姨妈的名字，承诺回去后一定帮助联系家人。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落后的通信状况，这条宝贵线索，隔了很久才传递到我舅舅的手中。随后，我的舅舅与住在崇阳的大姨家里建立了短暂的联系。他们断断续续地通过几封信，但是我舅舅病逝后，我们家与大姨的联系便中断了好多年。

20世纪60年代末，大姨凭着自己的模糊记忆，一次又一次地给表哥和表姐讲述自己家乡的地名，以及她能想得起来的亲人的小名。表哥和表姐便一次又一次按照她讲述的情况往九江寄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写了无数封信。可惜不是地址不全无法投递，就是查无此人。这一封封满含情感的信如同泥牛入海，难以听到回音。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经常到邮电所以及当地公社、大队去查找九江这边的基层行政组织地址及全称，不断地修改寄信地址。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九江茶岭村终于有一封信被转到了我的表哥手中。当表哥收到辗转而来的信件并读给家里听时，大家积蓄了多年的泪水汹涌而出。

重新联系上后，便是相聚。大表哥和表姐夫从金塘坐汽车到崇阳，再到咸宁乘火车到武汉，由武汉乘轮船到九江。由于在九江已经错过了到瑞昌途经港口马家垅的客车，他们只能步行30多公里。他们一边走一边打听，终于在晚上找到了马家垅的表哥。

马家垅的表哥周升友和我的父母也是通过同样的行程，兜兜转转，去崇阳探望亲人。车轮滚滚，载着近乡情更怯的焦灼与难以言喻的酸楚。当他们在苏塘村那间陌生的李姓老屋前，终于见到阔别数十载的亲人时，几个人紧紧相拥，放声痛哭。大姨粗糙如树皮的手，死死抓着亲人的手，仿佛一松开，眼前的一切就会消散。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这些年的艰辛与后来的安稳。

当提及母亲埋骨之处，几个人一同来到村后那个荒草萋萋的山坡。外婆的那座孤坟历经数十载风雨侵蚀，早已湮没难寻，只剩下大概的位置。他们长久地伫立在那片承载着无尽悲凉的土地上，焚香化纸，对着苍茫的青山和脚下的黄土，默默祭奠那个未能归家的至亲。表哥捧起一抔浸透了婆婆血泪的异乡黄土，紧紧捂在胸口。母亲则从随身的布包里，郑重地取出几块精心准备的九江茶饼，供奉在母亲长眠的土地上。

大姨和大姨爹先后几次回到九江马家垅探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没有选择回到九江定居，因为她已经在苏塘村扎下了根。大姨爹勤劳本分，儿女们成家立业，孙辈绕膝，日子虽不富贵，却也安稳和睦，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温暖。她生命的根，历经劫难后，终于在这片曾埋葬了母亲的土地上，开出了安宁的花朵。

杭瑞高速公路九江至岳阳段通车以后，从九江到崇阳仅需2个多小时。我们在家吃完早餐，驾车轻轻松松便能赶到大姨家吃午饭。从此，两边亲戚间的走动更加方便、更加频繁了。

2020年清明期间，距离那场仓皇西逃已过去整整82个春秋。经过大家的商量，我们怀揣着家族几代人的夙愿，再次来到崇阳金塘镇苏塘村。在当地亲人的指引和帮助下，我们怀着无比虔诚与庄重的心情，在村后那片山坡上，小心翼翼地起出了外婆被异乡黄土掩埋了八十多年的遗骸，踏上了真正的归途。

外婆的遗骸被郑重迎回柴桑区港口街镇茶岭村马家垅自然村。外公的坟茔旁，那处空了数十载的位置，终于被填满。青石墓碑肃立，清晰地镌刻着两位老人的名讳。从此，离散的孤魂，在故乡的青山怀抱中，获得了永恒的团聚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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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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