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玉川

九江长江大桥屹立在大江之上已经数十载。建成时，是世界最长的铁路、公路两用的钢桁梁大桥。它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引人注目的旅游景点。2000年芜湖长江大桥通车前，九江长江大桥是中国最长、工程量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九江人日夜与大桥为伴，但知道它建造的年代与围绕它发生过的一些人与事，恐知者寥寥。今年是九江长江大桥全线贯通三十周年，笔者在此向读者略说一二。

神秘的“702工程”

九江长江大桥因“京九铁路”而生，而“京九铁路”的最初酝酿是在1958年。不过，当时的“京九铁路”规划只是从北京到九江，后来人们称此规划为“小京九”。“大京九”则是指今天北京至香港九龙、全长2381公里的“京九铁路”。由于当时国家的财力不足，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使“小京九”建设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京九铁路”最重要的工程——九江长江大桥，其架设的前期工作，则早已悄然起步。

1959年3月，铁道部大桥局所属勘测设计院一支的勘测队来到九江，为未来的九江长江大桥选址进行地质勘探。这支勘测队先后在九江锁江楼、金鸡坡和湖北的武穴、田家镇等处进行勘测，可惜这些地点的地质条件均不理想。1960年，勘测队最后选中了九江白水湖至江北一线为大桥桥址，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验证认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桥所在地。12年后，九江长江大桥的架设终于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当时这座桥只是作为合（肥）浔（九江）铁路建设中的一项工程。

1972年，交通部上报给国家计委的《九江大桥新建设计任务书》指出：“九江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中游，东距南京长江大桥370公里，西距武汉长江大桥190公里……这对加强南北铁路运输，增加运输的机动性，具有重要性。”

那是一个充满临战气氛的年代，许多工程都冠以代号。为了“保密”，九江长江大桥的代号是“702”，很有几分神秘。

1973年12月26日，九江长江大桥开工典礼在九江举行，原计划1979年完工。由铁道部大桥局第二工程处和第五工程处承建，二处驻北岸施工从北而南，五处驻南岸，施工由南向北。当时正处“文革”时期，大桥建设受到影响。一直到1979年，这座桥也仅完成了水中十个桥墩的基础工程。1984年，逢国民经济建设调整，九江长江大桥工程被迫停工，修桥队伍也准备外撤。

但经过江西省、九江市领导的努力与中央的关注，1987 年，一度停工的九江长江大桥建设终于又开工了。不过，这一次它是作为“大京九”铁路中的一顶工程。“大京九”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深圳，并连接香港九龙。虽工程浩大，但速度很快，1993年1月16日，长江大桥公路桥建成通车；同年9月1日，大桥铁路桥也全线贯通。

九江长江大桥修建前，长江上除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外，重庆还有一座白沙陀大桥。不过白沙陀大桥比起武汉、南京两座长江大桥来，要短得多。九江长江大桥一度是当年长江上最长的桥，比武汉与南京大桥还长。

九江长江大桥净空高度40米，铁路桥全长7675米，行车道宽14米，两侧有宽2米人行道；公路桥全长4460米，四车道加两侧人行道。

1995年11月16日，京九铁路全线铺轨贯通，庆典大会主会场就设在九江。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正式通车。

驱车圈地

今天工程建设征地往往颇为麻烦。可九江长江大桥南岸的工程用地，却是大桥局五处副处长、时任九江长江大桥南岸筹备组的负责人孙家驹，1972年坐在吉普车内，指挥吉普车用四个车轮子画出来的。其征地范围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1972年4月，孙家驹走进南昌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大院，他找到省革委办公室主任，掏出介绍信说：“我是交通部大桥局的，来修建九江长江大桥。上边已发了文，你们收到了吧？”

主任道：“刚刚收到，来江西修建长江大桥，我们非常欢迎！”

孙家驹说：“我来找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那当然，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孙家驹道：“我们是先遣组，手无寸铁，什么也没带。我们是为后面大部队开摊子，做准备，所以需要木材、钢铁、水泥……这些我们先借后还。另外，我们还要在九江征地……”

主任说：“这些问题，应当可以解决。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到时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江西省委副书记对孙说：“你们需要找哪些部门的人，我今天给你找来了，到时有什么事你提出来。”

半小时后，省物资、财政、供电等部门的负责人都被副书记一一请来了。

会开得很短，也很干脆，老孙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参与者纷纷表示：为江西人民造福，哪有不支持之理？

老孙回到九江，去地区革委会请求协助征地。他一进门，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就告诉他：“征地之事省里已经通知了我们，我与办公室主任说好了，就由他陪你去，你觉得需要征哪些地方，你就说。至于征地手续，由我们负责帮你们办理。”

老孙道：“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革委会副主任道：“谢什么？为我们九江建桥，我们理当全力支持！”

吉普车就停在地委大院内，地革委办公室主任与孙家驹钻进吉普车，沿着江边大道往东驶去。吉普车在白水湖、曹家山、熊家山等地兜了一个大圈，包括市煤炭公司码头、市搬运公司等地方，全被老孙圈在其中。

一路上，孙家驹坐在副驾驶位上，对着车窗外指指点点，司机按照他的旨意，在沙石公路上左转右转，吉普车起伏颠簸，扬起滚滚黄尘。长江大桥五处的工地范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曲拱、净空、桥头堡

今天的九江大桥为三孔曲拱，中间一拱跨度为216米，两边曲拱跨度均为180米，在“楚地阔无边”的大背景下，长江大桥上这三大曲拱，使雄伟的大桥显得很有几分柔美。但此桥最初的设计，却是一座单拱式、跨度为198米的桥。

这一改变似乎是老天爷的安排。

长江主航道偏南，枯水季节北岸现出大片滩涂，南岸则依然水深流急。所以南岸施工大都在水中。9号墩是南岸修建的第一个桥墩，为慎重起见，动工前钻探船再一次对桥墩位置进行钻探。这一探不要紧，竟发现水下河床并不是适宜建桥墩的砾岩，而是一条深溶沟。这条溶沟逃脱了1959年与1960年两次勘探。这次最后一孔钻探结束时，取出来的岩芯有砾石、泥土，还有一只淤泥裹身的明代成化年制的青花酒杯……这一来，原先设定的9号墩位置不得不移位。新发现的溶沟也改变了原来的设计，大桥由跨度由198米的单拱式大桥，变成了三大曲拱的九江大桥，显得造型优雅。这偶然的巧合应对了一句成语：天造地设。

九江长江大桥净空高度40米。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因当时的经费、技术等问题，净空高度只有24米，并建有桥头堡。九江大桥之后，长江上的大桥没再设计桥头堡。

当年修九江大桥时，长江上还只有几座大桥。如今，已有100多座桥横跨大江了，连九江都有了“长江二桥”。30多年前为写九江长江大桥的报告文学《长河丰碑》，我私下询问大桥局专家：长江上是否桥越多越好？专家道：凡事都有度，不能“通了南北，阻了东西”。水运是最便捷经济的运输线，长江更是著名的“黄金水道”，如果江上桥太多，这条“黄金水道”的利用率自然会大大降低。按常情，建一座桥，对航行便多一份阻碍。所以，长江上的桥并非越多越好。

为大桥献身的人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命运注定我们要与涛声相伴，把终生献给祖国的江河。”——工地诗抄。

这是当年刊发在大桥局工地杂志上的一首小诗，给我印象极深，它记录了桥梁建设者们的艰辛与忠贞。他们与涛声为伴，为中国的桥梁事业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第一位为九江长江大桥献出生命是北岸二处的李福康。1972年初秋，头天晚上下了一场秋雨，江边草滩上的坑坑洼洼里积满了雨水。班长李福康吃过早饭，带着班里人匆匆赶往江边，准备卸运昨夜运来的施工材料。

李福康指挥工友先把三脚扒杆立好，准备装吊器材。由于雨后太滑，北岸滩头竟然很难找到能固定杆脚的大石头。正寻找间，沉重的铁扒杆突然向左一歪，李福康下意识地忙朝右一闪，一脚踏进积水的草洼滑倒了。铁杆无情地砸下来，湿润的草滩上，顿时一片血红……

就这样，李福康第一个倒在九江长江大桥的工地上。

几天后，李福康的死讯传到了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农村，他的妻子一路上淌着泪，匆匆赶来了。大桥工人过的是牛郎织女般的生活，那时职工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一天也不能超。如果老婆在工地住满了12天，探亲假就会被取消……三十来岁的李福康，与妻子共同度过的日子屈指可数。

在巨大的打击下，这位江苏农村妇女只是一个劲地流泪，什么话也说不出。她在工地上住了几天，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临走，她告别了李福康长眠的小土堆，一个人带着揪心的悲痛悄悄离开。

劳资科每月给李福康的妻子寄去一笔菲薄的生活费。每回收到钱后，李福康的妻子都要托人写一封表示感谢的回信。此后的岁月，年年清明，这位大桥工人的妻子都会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如皋乡下，赶来九江大桥北岸为丈夫上坟。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年李福康倒下去的时候，九江长江大桥还只是在大桥局设计师们的图纸上。今天，大桥在奔腾的大江上已经耸立了数十年。在这片土地上，李福康若有灵，应当看到大桥雄伟的英姿，听到南来北往火车隆隆的奔驰声。

紧接着为大桥献身的是苏锦纶，他也是二处的，是位装吊工。

1973年初春，苏锦纶和同伴在刚刚修筑好的起重机码头安装吊机。他爬上去，为吊机转盘拧紧一颗颗螺栓。他拧好最后一颗螺帽，刚一松手，一颗螺钉猛地从丝孔里弹射出来，如子弹一样打在他的脑门上。苏锦纶来不及喊一声，就掉入江中，迅速在水面上消失了。

领导立刻组织人员打捞苏锦纶，可捞遍了沿江水域，也没有找到他。江上的渔民兄弟也来帮忙，几乎将这一段江流梳理了一遍……苏锦纶终于从深水中露出了身子。此时的他虽然早已停止了呼吸，却依然保持着落水前的姿势：双腿屈蹲，两手一前一后，像仍在拧他的螺帽。

他的妻子从武汉眼泪汪汪地赶来了。

苏锦纶是回民，他的遗体被运过江来，葬礼由九江阿訇主持。他被安葬在九江南郊的马宿岭回民公墓。

第三位为九江长江大桥献身的是南岸五处的刘炳银。刘炳银是潜水员，潜水员是危险的职业，特别是在那个条件困难的年代。那时潜水作业，水下供氧靠电动加料，如果停电，氧气就会中断，所以大桥工地是不能随便停电的。但在那个年代，正常的工作常常被“革命”冲断。同伴们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刘炳银穿上厚厚潜水服，下水前向同伴要了一根烟，狠狠吸了两口，还讲了句俏皮话，然后戴上铜质头盔，下水了。

可没有想到，这天供电局突然停电，正在水下作业的刘炳银顿时断氧，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刘炳银之后为长江大桥相继殉职的，还有邵礼明、张树林、汪顺喜、李常伟、张必敬、王世雄、钟桂清……

九江长江大桥前后二十多年的建造过程中，先后有二十多位建桥者为大桥献身。

大江东去，江流呜咽，涛声日夜伴着这些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