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宦到乡贤：明代万衣与九江文化

■ 万 明

江西九江面临长江，背靠庐山，明代始称九江府。九江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故事及其文化价值，从北宋周敦颐到明代万衣，经历了500年，在九江文化历史演进与传承脉络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明代万衣与九江濂溪文化

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后称书院），是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鼻祖周敦颐所建，与周敦颐对庐山山水的钟爱相关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定居，筑书堂，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下，名之濂溪，因此自号濂溪先生。他设堂讲学，收徒育人，著有《太极图说》《爱莲说》等，对后世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濂溪书院虽历代屡有兴建，并数易其址，但莲花峰下是周敦颐定居讲学的缘起，他的廉政学说和教育理念构成濂溪文化的主体。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认为“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为一生希望达到的理想（《通书·志学》）。这明显区别于既往的庐山山水隐逸文化元素。由此，追求成圣成贤也成为九江濂溪文化的特色，成为高尚的人生追求。

莲花峰下是九江文化的重要节点之一，不仅有北宋周敦颐的濂溪书堂，500年后，又有了明代万衣的北山草堂，开启了莲花峰下文化的再书写。

明代万衣是万氏居于莲花峰下莲花洞的始祖。万衣，字章甫，号浅原，庐山莲花洞人。莲花洞与濂溪书院的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地理位置上，濂溪书院位于庐山莲花峰下，莲花洞也在莲花峰下，二者地理位置相近。今莲花洞旁有濂溪桥。史载“莲花洞在城南二十五里庐山之北，洞门高一丈，上圆下阔，常有风出其洞，藤罗交荫，昼日常黯黯，其水源冬夏不竭，通新桥大河，因莲华峰得名”。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有地方官“卜建濂溪书院于莲花之洞”，书院山长桑调元为万衣《万子迂谈》作序，曰“与其庐邻”。今莲花洞旁有濂溪桥。

万衣晚于周敦颐500年出生，他的一生践行了周敦颐成圣成贤的理想人生追求。他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进士，官于两京外，辗转滇楚闽汴，最终任河南左布政使。他为宦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品格著称。在中央任职期间，不畏权贵严嵩父子，严惩不法之徒；审理案件公正无私，不惧锦衣卫督师陆炳的压力，终使主犯伏法，深受百姓爱戴。在福建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抵御倭寇侵扰，与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人共同作战，展现了其军事才能，保护了东南沿海的安宁。在河南任职时，他重视民生，针对当地的自然灾害和赋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措施，如推行常平仓制度，赋役改革、整顿吏治等，使得地方社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作为在儒家濂溪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万衣宦海浮沉20年，建立事功，充分体现了士大夫崇尚气节、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归乡后乡居30年，他在莲花峰下莲花洞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 身在匡庐第一峰。”后世濂溪书院山长赞其“为筑堤、兴学，德在乡邦”。他制定宗约家训，置义田，在北山草堂亲自教导儿孙“各业一经”，并“教养族人子弟及来学者”，自此形成了科举世家。他还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创书院、捐学址，兴水利、筑堤坝，对九江多有贡献。在立说方面，他著有《万子迂谈》，其中有为濂溪书院撰写的《濂溪书院田租碑记》。书中，他从天地的广阔视野谈起，从兵制、屯盐、宗藩、屯盐、选举、漕运、钱法、社仓等诸多维度出发，记录了仕宦与在乡的思想与事迹，均是其参与治国理政和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具有披露晚明政治与社会实态的较高文献价值。

万衣将九江文化的核心——濂溪廉政育人文化传承下来。他身后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入祠乡贤祠，在《万子迂谈》附录保举万衣入祀乡贤祠的地方移文中，被誉为“得濂溪真传”。

明代万衣与九江乡贤文化

从莲花峰下开始的九江濂溪文化，经历500年以后，在明代莲花洞开启了传承与更新的过程。明代九江乡贤形象的生成及其意义建构，形成了九江文化一个新的特征，这可以从万衣入祀乡贤祠谈起。

晚明社会变迁的士风与学风转变，在九江以廉政育人为内核的地域文化基础上，又添加了士大夫作为乡绅参与地方治理、培育家风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新乡贤标准。万衣以此入祀乡贤祠，成为激励后人的榜样。

古代社会自春秋起，就有尊奉前代贤哲以劝勉后人的传统，通过祭祀前代先哲，表率先贤事迹，以激励后人、移风易俗。从汉代开始，祭祀先贤就被官员和士大夫们看作是教化黎民的大事。发展到明代，先贤祭祀制改革与地方乡贤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明代名宦祠与乡贤祠分离，充分体现了地方对“乡贤”里籍的重视，突出了地方“公论”，体现了乡土文化脉络的认同，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这也是九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乡贤祭祀”是指地方对故去乡里贤哲的尊崇拜祭活动，“乡”与“贤”是两个概念，“乡”是地理范畴，“贤”是拥有地域共同文化特质的文化范畴，表达了士人对“贤”者的认知标准，这也是地方士人推贤、评贤所持有的“公论”标准。晚明乡贤在促进宗族治理、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以及乡土文化认同等方面均起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以万衣为例可以了解到，晚明乡贤对于地域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影响。由于社会急剧变迁，地方治理亟须树立新的乡贤形象。为强调乡贤的儒家正统，各州县孔庙普遍建立乡贤祠，这种将乡贤祠和当地孔庙（文庙）建在一起，又将在本地做官的外乡名宦和本地的乡贤分开进行祭祀的做法，形成了在孔庙前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的特色，并很快进入了制度化的过程，由此九江文化进入建构本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万衣著《万子迂谈》卷八附录有《崇祀乡贤公移》，从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公举，到县乡约党保人等公举，县申府、府信票、复查文、府转详道文、道批详文等，共留下16件公移（公移是古代行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总称），是入祀乡贤祠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经过反反复复的三次公举与复查，历时11年，已故乡宦万衣最终被“择吉置主，备书本宦德行政绩，迎送入孔庙右乡贤祠从祀”。

万衣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入祀乡贤祠，直至清末光绪年间一直享有春秋祭祀，流芳260多年，成为当地民众道德与行为的楷模。万衣入祀之例，充分说明乡贤标准已不同于宋代，不再只重视著书立说和讲学传徒，对于地方公益事务有所贡献的人也被称为“乡贤”。

明代万衣从名宦到乡贤的不同寻常经历可以认识从祀孔庙右乡贤祠的标识意义，基本勾勒出九江莲花峰下自宋代以来濂溪文化发展变化的态势。从北宋周敦颐到明代万衣，经历了几百年，伴随晚明社会变迁，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传播与乡贤文化的兴起，九江文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概言之，就是从宋代理学文化过渡到明代实学文化，改变了此前九江庐山文化形成的在宦清廉，在乡闲逸的一种特色文化。万衣传承九江濂溪文化廉政育人，并加以发扬光大，将廉洁公正的政绩与造福乡里的贡献相结合，构成了明代九江地域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地方入祀“公论”，不仅停留在万衣前半生的清廉为宦，而且也看重其后半生对乡里社会的贡献，印证了九江地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反映出文化的转型和新乡贤形象的成型。

综上所述，万衣文武全才，不仅政绩显著，更重要的是他深得王阳明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精神，突破了宋代理学授徒著述的文化类型，突出呈现了士大夫在乡里的作用，更凸显了对于地域文化传承与贡献的重要意义，才使之成为乡贤——地域社会文化的楷模。

这是地域文化转型的一个议题，何谓先贤？从宋到明形成了两种名贤形象，晚明建立在本土文化认同上的新形象，明显改变了宋代以理学宇宙本体思考与个人修养完善为主的标准。伴随晚明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地域文化呈现出新旧混杂，传承与更新的多元并存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依托“公论”，为地方社会作出贡献的万衣，赢得了身后崇祀乡贤祠之名。值得注意的是，聚焦宋代与明代的九江地方崇祀文化现象，有两个问题彰显出来：一是明代突破了周敦颐的理学文化脉络，实现了向经世致用社会实学的转型；二是新的乡贤观念在九江的社会文化中得到认同并影响深远。随着乡贤标准不断融入当地社会实践之中，凸显了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昭示了九江文化传统的接续与建构进入一个发展新阶段。乡贤成为政绩、学问与对地方贡献的复合体，同时从政绩、学问、地方贡献三个层面，勾勒了当时文化转向的三重进路，揭示了传统与近代、本土与外来、官府与民间之间的复杂对话与互动，全面呈现了先贤崇祀逐渐本土化的文化轨迹，既有传承又有更新。万衣的个案，正是明代九江社会文化转型的典型例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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