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亭遐想 

□ 柳重安

　　如果说烟水亭是九江地理标志性景点的话，那么，琵琶亭则堪称九江甚或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之集大成者。它不仅见证了个人的家国情怀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冲突，也让一个具有傲世之才的大诗人、大才子实现了从宫廷到陋巷、从理想到现实、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变。白居易的人生虽也不足百年，但《琵琶行》却诠释了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政治、文化、经济体现于社会人生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复杂而且微妙。

　　白居易被授翰林学士，曾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等职，是皇帝的心腹近臣。因进言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而遭贬，罪名是“越职言事”，意思无非是说你一个文职官员管什么刑事。在各司其职的现代文明中，这个罪名或许可以成立，但在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在藩镇割据的中后唐时代却是个笑话。那些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哪一个不是苦读诗书的经天纬地之才？就连太后都可以垂帘听政，宦官都可以专权啊！分明是急于报答皇上知遇之恩的白居易误判了政治风向，进谏触动了对立阶层的利益。一生以诗书为伴的白居易可能没有想到，既然宰相的力量都不足以与之抗衡，自己又算得了什么？直截了当地进谏风险太大，应该组织、谋略、策划一番。我相信他此举也并非舍生取义，只是平常意义上的严惩元凶、匡扶正义，不然的话，他被贬到江洲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就不应该那么苦闷，那么的郁郁不乐。

　　九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被设为36郡之一，古书上说九江“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七省通连、商贾集至”。全国人口当时也不过千多万，而江洲人口却达十万之众。连京城出生的宫廷歌女人老珠黄之时也选择江洲居住，到明清以后九江也成为江南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说明了自古以来九江的自然环境就很优越，地理位置不算偏僻，交通条件也不闭塞，为什么在白居易的眼中就不看到“黄芦苦竹绕宅生”，一年到头都听不到一点音乐之声呢？

　　在高中课文中，我第一次读《琵琶行》心里就暗笑：这白老夫子不是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吗？开始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当听了琵琶女的《霓裳》《六幺》等曲后，又说“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就算此前心里对江洲真有这看法也别说出来让人笑话啊！年轻气盛的我曾一度自鸣得意地认为这是这部传世之作唯一的败笔。及至中年，两鬓秋霜初染，经过世态炎凉的热胀冷缩，饱受柴米油盐的酸甜苦辣，再读《琵琶行》时，我才领悟到江洲司马的真诚和深情。

　　不错，仕途的顿然受挫，人生的急转直下，白居易在江洲的心情可想而知，哪有什么兴趣去寻找、去欣赏丝竹声声呢？都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一个被贬的官吏，虽然江洲刺史崔能大人亲自到江边以朱轮车迎接他的到来，但那是人家的修养和客气，白居易有自知之明。足不出户、偏居一隅，两耳不闻窗外事似乎是他最明智的唯一选择。在这种心境之下，彼时的九江再怎么繁荣昌盛，再怎么生机勃勃，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心中也是一片寂寥之地。这既不是白老夫子的偏见，更不是他的成见，而是由他当时的心境衍生出来的一种真实的看法，完全不必避讳。从《琵琶行》中对琵琶女精湛、高超的技艺描写我们不难看出，白居易绝对是一个音乐大家，再不济也是一个乐理行家。如果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把乐器的不同的发音部位分别到如此精细、比喻得如此恰切的话，那么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能听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就不是一般的行家里手可以做到的事了，而必须达到了很高的音乐境界才能领悟得到。因为在一般人的耳朵里，琵琶嘈嘈切切的弹拨声听起来就是一片噪声。不说“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的抽象，也无论“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气势，单从“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中就可以发现，性情斯文高雅的江洲司马在听赏了一曲仙乐一般的琵琶语后，终于从被贬的伤心、忧心和烦心，回归到他的诗心了——多美的情景和意境啊！美人雅曲，一曲终了之时而人未散，四周的船舫一片沉静，秋月在晴好的夜空中朗照着，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用想，就只见月亮在江心泛着粼粼的、洁白的波光。我想，此时此刻，诗人一定希望能够在这美妙的瞬间永远驻留！

　　白居易被贬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被逼无奈，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也是一种人老珠黄的生活无奈。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琵琶行》因九江（江洲）而成就，因白居易而传世。虽然琵琶女未能因《琵琶行》而青史留芳名，但我想这不应该是白居易的疏忽，而是特意为之。我猜测，江洲司马应该是听腻了宫庭丝竹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再听乐如其人的琵琶女融入自己人生和情感的演奏，感之于自己的仕途人生，就像听到了人间不得见闻的仙乐一样深感震撼。人生易老，艺术千秋。江洲司马希望世人记住这位歌女展现出来的艺术才华就可以了，不必去拘泥她的姓名，生怕人们因知晓她的名字而买椟还珠、本末倒置而忽略了她的盖世才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或许就是这种猜想的注脚。彼此知音又同住一城，没有了高山流水的周折和阻隔，此后白居易是否经常约请这位琵琶女去欣赏她的才艺已无从查考，但，不难想象。

　　因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生活中太常见了，只是对白居易而言，这未免有些低俗。不过，因惊闻琵琶语对了解江洲的兴趣大增那是肯定的。事实上，就在《琵琶行》问世的当年，白居易第一次上庐山就被其美不胜收的瑰丽风光彻底折服，位至公卿、饱览天下山水的江洲司马什么样的风景没见过？为什么对庐山就那么地情有独钟而毫不犹豫地决定在此结庐、定居、终老呢？有一件事最能说明白居易对九江庐山的喜爱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宰相故友崔群的帮助下，818年腊月，白居易终于得到被调任忠洲剌史的一纸诏书。他不仅没有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般狂喜，更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喜极而疯，而是迟迟捱捱拖到次年三月才动身。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时的白居易已经看淡了人生、看透了宦海沉浮，跟仕途升迁相比，他更愿意纵情山水，尤其是江洲庐山的山水。皇命之下，三个月的时间是非常难熬的，白居易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到底在等待什么呢？他在等待皇上生气收回成命，这是他最想要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不离开江洲，可以留在他心爱的庐山了。不过，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皇上大怒将他再贬；另一种就是抗旨不遵，获下杀头之罪。这样算来，白乐天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不过区区三分之一。这是一次赌博，可想而知，这场命悬一线的千年豪赌对斯文、谨慎的白居易来说是一个艰难而心甘情愿的抉择！遗憾而又庆幸的是白居易没有赢，但也没有输，皇上没有生气，也没有发怒，更没有杀他的头，而是不催不问给了他足足的三个多月时间让他告别江洲、告别庐山的山山水水。三个月之后，白居易无话可说，只好拖家带口、万分不舍地离开江洲往忠洲赴任。

　　我深以为，白居易之所以敢于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以前对江洲的误会，后又通过对琵琶女、琵琶语极尽完美的描述与赞扬，用对庐山的一见钟情坦诚地表达了对江洲一种真诚而恳切的歉意，这与他直言进谏的耿直性格也非常吻合。善良而友好的江洲（九江）自然非常领情，不惜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了“琵琶亭”，以纪念白居易与九江之间这段美好的历史往来。虽然“琵琶亭”数度兴废，几易其址。现址位于九江长江大桥一桥引桥处，多情的九江就是要让江洲司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举和一日千里的畅达，让时代之路能够引导他的在天之灵跨过长江大桥，飞越千山万水，待他踏遍五湖四海、三山五岳，蓦然回首，未尽之爱依旧在九江的万家灯火、在庐山的绿水青山最深处！

（柳重安）

编辑：王嘉琪

责编：钟千惠

审核：杨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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