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头轶事

■ 邓星明

1968年8月28日，九江各中学几千人下放茅山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刚下放茅山头，我被分配到五连（螺丝墩），按照当时的要求，每天6时起床“早敬”，如迟到或不虔诚，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然后列队操练跑步。

吃完早饭后，大家由老农带领下地劳作。我们这批城市长大的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猛然间得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劳作，谁能吃得消。但谁也不敢叫苦，许多女孩子只能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哭泣。

螺丝墩的土壤肥不足，必须到九江城里去找粪便。两人一辆粪车，到城里去拉粪，半天时间拉回就可以完成工作量。后来大家都喜欢去拖粪，因为出外拖粪相对自由。后来因各连都缺肥料，大家都去九江城区拖粪，以致各连各队展开了一场“抢粪大战”，大家常为抢粪起冲突。现在听来十分好笑，当时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下放一个多月之后，知青们渐渐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农民。晚饭之后，我们几个知青好友坐在八里湖大堤上，遥望着十里河对岸的九江城区。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市及熙熙攘攘的市民，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我们这批孩子在城里长大，此时突然羡慕起城里人了。那时候，我们的户口已由城市转为农村。

几个同学纷纷感慨：“以前天天在城里，觉得无聊，现在突然怀念起过去的日子。”

“我们还能回去吗？”

“从城里户口转到茅山头很容易，再转回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

“还想回去，别做梦了！准备当一辈子农民吧！”

……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螺丝墩的那段生活十分压抑。大家每天都在苦闷彷徨、提心吊胆中度日如年。

我大概在螺丝墩待了几个月，就接到总场传来的消息，因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被调到离总场最近的七连。茅山头宣传队是个动态集体，进出频繁。宣传队成员都是有点文艺特长的知青，带队干部和蔼可亲，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集体。

后来，陆续从茅山头宣传队走进专业剧团的有10人，大多数成为各单位的文艺骨干。值得一提的是罗艺锋，他后来成为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没有念过大学而担任大学校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茅山头宣传队由于实力雄厚，充满生气活力，很快打出了名气。九江遇到有重大庆祝活动，就会邀请我们前去演出。

当时这里没有客车，我们出外演出坐得最好的汽车就是解放牌大货车。若解放牌货车出外拉货，就会派拖拉机过来接我们。有时候，拖拉机刚拖完牛粪，没清洗干净。我们上去后，身上沾了不少牛粪味。到演出场所，还没进会场，观众远远地就闻到牛粪味，纷纷说：“茅山头的来了！茅山头的来了！”

我们宣传队开场式一般由周青秋和舒梅仙负责。他们两人学过武功，每次都从幕内疾步冲上台，一连几个鹞子翻身后，用一个劈叉漂亮地亮相。我们的歌曲《向阳姑娘就是强》、舞蹈《美丽的壮景》、笛子独奏《苗岭的早晨》、群口词《战天斗地英雄汉》、独唱《沁园春·雪》等节目，都深受群众喜爱。表演结束后，观众如雷般的掌声既是对茅山头宣传队节目的肯定，也有对我们这些知青的支持。

宣传队到市里演出，总场会派车送去，但从不派车接回去。当年没有公交车，我们只能走回来。从市人民剧院，经过向阳闸，走到总场有近十公里地，大家手里还要拿着乐器、道具、服装等物件。好在当时大家年轻，也不以为苦。

茅山头的“干道”没有路灯，我们每次回来都是摸索着前行。刚开始，大家没经验，遇到雨后总往亮处走，每每都踩到一脚的水。后来才知道，下雨过后要往黑处走，那才是干地。

宣传队没有排练场地，只能在食堂饭厅排练。有一次，我们5个男演员排练《群口词》时很不顺利。轮到我和张伟民表演时，我们的声音颤抖，语不连贯，还常常忘词。大家都很奇怪。一个姓杨的演员无意间碰到我的手臂，吃惊道：“哎呀，你的手怎么这样烫呀？是不是发烧？”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俩送到医务室，医生一量体温，发现我烧到了39.5度，张伟民烧到了40度。医生说我们发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听见医生的诊断，我顿时瘫倒，浑身没力气，回到宿舍后，盖几床棉被都冷。

宣传队并不是一年到头都排练演出，有宣传任务就抽上来，平时就回基层，由老农带着下地干活。记得我分到七连二排，排长叫余蛟龙，是一个和善的中年男子。

有一次，余排长安排我和几个知青翻垦一块红花草地。这里的蛇特别多，大都是金环蛇和银环蛇。平时，我们听说哪里有蛇，都躲得远远的。可现在要劳作，躲不了。好在我们人多，每人手里有铁锹，只要有人喊：“这里有蛇！”大家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用铁锹乱打一气。后来，大家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但不会轻易把蛇打死，还敢把蛇尾巴拎起来甩玩。玩够了，再乱棍打死。有一次，我们把打死的蛇放在田埂上，一上午竟打死7条蛇，每条都有1米多长。

后来有人提议，丢掉太可惜，可以弄来吃。于是，我和陈立行找来一把刀，就在田埂上杀蛇剥皮。这也是我第一次杀蛇剥蛇。我曾听说“杀蛇杀七寸”，于是，离蛇头七寸部位我都没要。大家都听说过蛇胆能明目，每取出一个蛇胆，都有人当场吞服了。

回到宿舍后，我们找有锅灶的人家，准备一些佐料，把七条蛇全部红烧，装了满满一脸盆，香气扑鼻。有人还去小卖铺买了瓶白酒，大家围坐一起吃吃喝喝。

一天，听人说，有只黄鼠狼掉到食堂水池淹死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果然有只死得硬邦邦的黄鼠狼。食堂的人准备丢掉，我们舍不得，将黄鼠狼要了回来。尝过蛇肉的鲜美，这次，我们又想尝尝黄鼠狼的味道。我又与陈立行合作，把黄鼠狼挂在宿舍门后钉子上，从颈部开刀，试着剥皮。开始还顺利，从颈部一直剥到了尾巴。谁知屁眼处一刀下去，一股强烈骚味喷了出来，那种从未闻过的骚味熏得我们脑子发晕，眼睛都睁不开。吓得我们一个个夺门而逃。在外面转悠了几个小时后，才小心翼翼地进房去，把黄鼠狼扔进了垃圾桶。

茅山头曾被戏称为“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茅山头属红色黏性土壤，天晴时地面结块，非常坚硬。一遇到下雨，就变成了泥浆，粘性很强。在茅山头，雨靴是人们劳动和生活必备用品。

那时我没有雨靴，仅有两双解放牌球鞋换洗着穿。我一直非常渴望有双雨靴。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16元。父亲和大弟下放修水，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每月发工资后，要给家里寄去6元，补贴家用。当时，我跑遍了九江各大百货商场，最便宜的一双雨靴也需要6.2元。我几个月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存够了钱，狠心买了一双短筒雨靴。那年我20岁，尚有爱美之心，穿着崭新雨靴，心里美滋滋的。每天劳动完了，我都把雨靴擦得油光发亮，特别爱惜。

好景不长，我的雨靴才穿了5天，就不翼而飞，急得我到处寻找。我找遍所有可能丢失的地方，一无所获后，这才意识到可能被人偷走了。我伤心极了，一心想找回雨靴。从丢雨靴那天起，凡是下雨天，我都留意周边所有穿新雨靴的人。许多知道我丢雨靴的同学纷纷安慰我，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想帮我找回来。

有一天，四连的俞小屏传来消息，说他们连里最近有人穿新雨靴。我连忙赶过去，找到那个小伙子。可小伙子一口咬定雨靴是他自己买的，我没办法，只得作罢。

住在我上铺的周金水有两双雨靴。遇到下雨时，他把其中一双雨靴借给我穿了十几天。50年后，回想这件事，我仍感慨不已。

茅山头是血吸虫疫区，垦殖场每年都要给职工开展普查活动。1969年的普查中，我被确定为血吸虫患者。血吸虫在茅山头是常见病，许多人全家都患上了。当时，与我同时检查出来的患病者有一百多人。我们被安排在茅山头医务所住院治疗。我住的小病房有两张病床，同房是个带队干部，叫殷敏如。他是江西农学院文革前的大学生，二十多岁，干部编制，月工资有42元。

20多天住院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成了好朋友。当年治疗血吸虫病，主要方法就是打锑剂，一共20针。每天一针，静脉注射。每天清晨6时，医护人员查房，量血压测体温，接着就是静脉注射，大概需要一上午时间。锑剂是种含毒药物，既杀死血吸虫，对肝胆也有损害。一般人打到十几针时，会出现头晕呕吐乏力等症状。我当时年轻，反应还算轻的。打到17针时，身体才有些反应，停了一天。

打完针，我们可以在家休息一周。我到八连（奶牛场），找到朋友买鸡补身体。我连吃两只鸡，脸色才有点红润。

50多年前的茅山头，在六连与七连之间有条向阳河，河水常年流动，水质清澈。河上有座水泥桥，叫向阳桥。那年头茅山头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用的是向阳河的水。茅山人天天参加繁重体力劳动，免不了要洗澡洗衣服，向阳河就成了知青天然的澡堂和洗衣场所。

一天，劳动之后，宣传队男同胞到向阳河洗澡。队长徐建南别出心裁地说，当天所有下水的人，必须从向阳桥上跳下来。桥面与水面至少也有三四米，许多人胆怯不敢跳，也有几个胆大的先跳了。男人嘛，都讲脸面，不想被同伴看作胆小鬼。在徐建南的忽悠下，每人都从桥上跳了下去。当然，大家没有什么漂亮姿势，大都是“冰棍式”，也就是双手双脚并拢，闭着眼睛，直直往下跳。好在水很深，大家会游泳，没出什么意外。

当时向阳河有许多鱼，桥底小鱼苗很多。徐建南又出馊主意：“今天每人要生吃一条小鱼，否则不准上岸。”说着他自己抓一条鱼苗，在大家的见证下，放进嘴里吃完了。徐建南吃完鱼苗之后，大家只好一个个抓鱼苗吃。我第一次吃生鱼，只觉得鱼苗放进嘴里还动了一下。我用牙齿胡乱咬碎后就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除了觉得有股腥味外也没什么特殊感觉。每人吃完还要张开嘴让大家看看，引来一阵阵笑声和欢呼声。

在茅山头的日子里，我们都沾了不少野性。大家的胆子大了，举止放开了，敢打蛇，敢吃生鱼，从地里拔个萝卜在衣服上擦几下就能直接啃……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浑身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在繁重劳动之后，回归自然，寻找欢乐，是年轻人的天性。向阳河是我们茅山知青快乐的发源地，直到现在，大家提起向阳河，都十分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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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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