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穆

90后女作家陈萨日娜的短篇小说《樱桃树下》是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体现了家庭责任意识的重塑与人性的温暖。

小说描写了一对中年夫妻在经营果园和照顾患病儿女的生活经历。男的叫赵大连，女的没有名字，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和线性叙事结构，渲染出一种紧张急迫的氛围。

赵大连的人物塑造颇为成功。他勤勤恳恳，又懂技术，果园的活计绝大多数亲力亲为；妻子充分配合，夫唱妇随，但一双儿女严重疾患，需要女人花更多精力看护。为此，赵大连每天都要超负荷劳动，常常一个人在山上从白天干到后半夜，甚至通宵。即使这样，他在任何时候都把患病的儿女摆在首位。妻子天不亮要带女儿赵蕊去镇上看病，虽然赵大连要上山去干没完没了的活，但他还是骑着电三轮车要送赵蕊过去。家庭大计多半由他拍板，妻子负责执行。但是为了儿女，妻子执意要做的事（例如求神拜仙），他即使不赞成，也予以默认。患精神病的女儿赵蕊要在果园里打发多余的精力，赵大连就递给她一把用布条缠好两片刀刃的剪子。小说快结束的时候，赵蕊因药物中毒住院。此时，樱桃进入收获期，再不摘就烂了，就连妻子都委婉地劝说他，但赵大连始终不作声。这是因为多年前他第一次把儿子赵楠送去精神病院时目睹了难堪的一幕，从此，有了心理阴影的赵大连宁愿自己累死累活，也不愿让儿子在精神病院遭到精神虐待。

赵大连的妻子也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为了给儿女治病，她去问诊拿药，请神修仙，担惊受怕，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她的善良还表现在与邻里的关系上。白天看到盲人老杨拉水时遇到困难，她不但让赵楠上去扶住老杨夫妇，还向赵大连提议叫老杨家一块用自家的水井。这个善举后来引起了故事的良性发展，赵楠成为老杨夫妇快递站的“帮手”，不但解决了一顿午饭，月底还能领到100元钱。更重要的是，老杨夫妻减轻了他们照料儿子的负担，帮他们一家迎来了希望之光。

妻子的善念不是单方面的，盲人老杨夫妇也展现了邻里对赵大连一家的关照。如小说开头写赵蕊失踪后，赵大连正在寻找，老杨和媳妇摸着墙走过来，告诉他们往西边找，老杨夫妇听到小蕊在那边说话。樱桃成熟时，因人手不够，赵大连来到集上已经晚了，老杨两口子闻声就跟旁人一起给他们腾地方。

赵蕊因药物过量住院，妻子在陪床时，作者这样写道：“赵蕊套在蓝白条的病号服里，身上插满管子，一个半人高的机器和她并排放着，声音低低地运转。走廊偶尔有人路过，感应灯亮起，她的鼻梁就成了一明一暗的两个半坡。”对鼻梁的描写耐人寻味。灯光从外面照进来，仰卧者的鼻子，坐在一旁的人，要么看到明处，要么看到暗处，怎么会同时看到明暗两面呢？进一步思考，就恍悟了，母亲是站在女儿的床头，女儿仰卧，母亲俯视，在一侧的灯光照射下，女儿的鼻梁就分成“一明一暗的两个半坡”了。母亲不租折叠床，不敢躺下，也不敢掉眼泪，害怕哭了眼睛模糊，看不清女儿。小说中这类再现生活又有丰富内涵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陈萨日娜的描写很平静，与现实彼此抚摸，一点也不张牙舞爪。

比较起来，赵大连妻子的形象比大连稍有逊色。夫妇二人所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赵大连的形象比较完整、圆满，他既有暴力和不耐烦的一面，也有深沉的父爱。他性格决断，话语不多，有时用吸烟来掩盖沉默，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双手搓脸，但最后还得艰难地作出决策。他的沉默寡言与简短的对话显示了他的坚韧、沉稳、内敛的性格。而“我”作为母亲和妻子，在面对生之艰难和心之疲惫时，那种母爱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展现，性格相对单调。她极度任劳任怨，整体显得过分冷静克制，对生活没有任何欲求，青年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也许会对她“敬而远之”。著名作家韩少功就不赞成写那些高纯度的“好人”或“坏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给这位主人公设计一个名号。近1.5万字的小说中，“我”作为主人公贯穿始终，却是无名氏。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我”有不少可能透露名字的场合，最多的是丈夫赵大连对她的称呼，还有在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对话，以及人们背后对她可能的议论，都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小说中其他的人，除了村主任因为出现次数太少而被忽略其名（其实职务已经是代号），其他人物都有名字（赵大连、赵蕊、赵楠；有的是简称，如老杨、小刘），唯独主人公没有名字，连小名、昵称都没有，不但显得另类，客观上也会使形象受到减分影响，降低她的存在感。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作者在文中无数次地呼唤“娘”，但娘仍然有她的名讳——吴二妹。作家对小说角色的命名往往赋予某种寓意，从而人物的名号也会成为形象的构成元素。在中国，特别是乡村，一个人的名字，还包含了代际传承、兄弟（姐妹）排行等遗传密码，以及人物出生前后的时代风云、自然征兆，对了解一个人有一定的背景意义。问题还在于，这篇小说中的无具名人物是一号人物，又是第一人称，必然导致作者对其外部形貌疏于笔墨。最后，当读者和评论家需要评说这位主人公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签也不方便。而这个“我”的身份是不确定的，她既是赵大连的丈夫，又是赵蕊、赵楠的母亲，以及别的角色。从社会层面来讲，文中所有人对“我”都缺少一个称谓语（仅有的一次是技术员小刘称呼“我”为“嫂子”），这将使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如必要的礼貌和亲疏感）被弱化，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

有意思的是，小说的男主名叫赵大连。据小说月报介绍，作者工作的地点是大连大学，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如果有，小说对男女主角的命名是否存在某种偏倚或不均衡？有人也许会说，赵大连的妻子没有名字是因为她“是被男权话语体系遮蔽的沉默群体代表”，但这样说不符合小说文本的描写，事实上，赵大连夫妇没有强弱之分，他们甚至一次争执也没有发生。所以，这种命名的缺失，值得我们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