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历史的沉淀

□ 明然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鄱阳湖它并不是一座真正地理意义上的构造形成的湖盆，而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因此，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历史的层面及意义上来客观地认识鄱阳湖，理性地认知鄱阳湖，这应该是我辈鄱阳湖人应当积极承担起来的使命与责任。

　　说起彭蠡泽，从历史的地理意义上来说，江北、江南先后有两个名叫彭蠡泽的湖泊。先前的一座是战国时期位于江北的彭蠡泽，这个“彭蠡既猪，阳鸟攸居”的彭蠡泽就是今天位于淮河与黄海之间的江北彭蠡泽——巢湖。之后的一座江南彭蠡泽，就是今天位于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而事实上，其时的彭蠡泽坐落在长江航道上，其南部的水域也只是到达了永修的松门山脚下，而非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鄱阳湖。

　　翻开《尚书·禹贡》便可见有两处有关“彭蠡泽”的记载：其一是“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这句话的意思是：淮河与黄海之间是扬州，彭蠡泽已经汇集了深水，南方各岛可以安居；我们不难从文字中读得出来，其时的彭蠡泽，它坐落的位置是在淮河与黄海之间，恰好与今天的巢湖相对应。这也与现代历史地理和湖泊研究专家们的意见相一致：邹逸麟教授辨误说：“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王育民教授更是确论说：“东汉时班固为了附会《禹贡》的彭蠡之说，把江南的湖口断陷水域误指为《禹贡》的彭蠡泽。古彭蠡泽的名称就这样被继续沿用下来。”（《中国历史地理概论》）鄱阳湖流域在两汉时期，仅只是河汊沼泽之地，约在东晋末年、南北朝初期才渐渐地成为了大湖的。

　　其二是“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进长江。向东流，则东汇成泽的水叫彭蠡泽。继续向东流去，便被称为北江，直接流进大海去。从这句话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三澨水到达大别山以后向南就流进了长江，而一路向东流去则是进入了彭蠡泽，它的地理意义指向也正好是今天的巢湖，这与江北的彭蠡泽相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古的江北彭蠡泽就是今天看到的安徽巢湖。

　　另外，汉武帝时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一段文字也足以说明以上的阐述是客观的。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这样明确地记载道：“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汉武帝是在经过了寻阳，穿过枞阳之后才开始泛舟彭蠡泽的，这就说明那时的彭蠡泽在枞阳的东面，距离今天的寻阳，应该远在千里之外了。这就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并认定汉武帝其时泛舟而过的彭蠡泽，无疑就是战国时期的江北彭蠡泽——巢湖，而非是今天的鄱阳湖。

　　今天，人们口头上的彭蠡泽，它的前身原本是长江中下游“鄂皖赣”毗连区的一个超大型的无名湖泊群。由于在11000多年前，长江上的武穴至望江间的主河道向南移动到了今天所在的河道上，导致江北残存下来的河段，因处于扬子准地槽新构造倾斜下陷带的中心，一万多年以来，因地壳的升降变化而逐渐地发展变化成为湖相，并与长江的水面相连接，这便是“鄂皖赣”毗连区进入历史时期无名湖泊群的过程。

　　这个湖泊群有多大呢？《汉书·地理志》曰：“枞阳，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这里的“九江”虚指是众多河道与长江汇流在一起了（先秦时期，江汉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汊水系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潴汇而成泽。由于扇状水系汊道众多，《禹贡》概谓之“九江”）。实指的是古代的九江，今天的淮南市寿县寿春镇那个地方，而非是指现在的江西“九江”这个地方。由此可见，当时的湖泊群坐落在西起寻阳，东至枞阳的那一大片水域，并与寻阳盆地南缘宽阔的长江水面相连接，到达了永修县的松门山脚下，形成一个规模空前的超大型湖泊。

　　而提起鄱阳湖，它与“彭蠡泽”又是两个常常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实际上，鄱阳湖是在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刘宋永初两年的秋天，由于地壳发生了新的沉降过程而形成的一个新生湖泊，它远远晚于彭蠡泽全盛时期的先秦时代。自鄱阳湖口以南至永修的松门山那一片水域，本来只是赣水流入彭蠡泽的最后一段河道，也是彭蠡湖南部的一片水域，当时的松门山与都昌的大矶山（西山山脉）并没有分割开来，而是连在一起的整体，是彭蠡湖的东部水岸，而入江水道北端的湖口同时也是位于古彭蠡泽的南部水岸。因此，可以说鄱阳湖与古彭蠡泽是山水相接的隔代相邻的两个邻居，二者之间并不是同一回事，也并不存在历史上某种相互作用的继承关系。

　　翻看公元421年的大事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永初二年九月，也就是公元421年的9月，晋恭帝司马德文将东晋江山“禅让”给了刘宋武帝刘裕，自己则以“零陵王”的闲散身份定居在秣陵。这位丢了江山的亡国之君，每天从早到晚和妻子褚氏一起“宅”在家里头不敢出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寓公”，但也因此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几乎是与此同时，因受地壳板块运动的影响，古县鄡阳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大地陷事件。那天，在千钧一发的顷刻之间，不只是鄡阳县城内岩浆四溅，一时之间将古城夷为了平地，还有彭蠡湖东岸的松门山也在此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并深深地沉陷了下去，这就导致了彭蠡湖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般，撒开四蹄，向东狂奔肆虐起来，没用多久的时间就将鄡阳、海昏两座古县治给淹埋在了水底下，汹涌泛滥的湖水直接冲到了鄱阳城的脚下，将鄱阳山也围在了水中，形成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现代鄱阳湖的雏形。

　　此次事件过后，在鄱阳湖流域就永远地留下了“沉鄡阳泛都昌，落海昏起吴城”这个千年的传说。

　　为什么彭蠡湖后来又被易名为鄱阳湖了呢？

　　翻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在唐以前的作品里根本就看不到“鄱阳湖”这三个字，但凡涉及到鄱阳湖的作品均是以彭蠡湖名之。但自从进入了唐朝以后，文学作品中便开始极个别地出现“鄱阳湖”这个名词了。

　　而鄱阳湖这一名词畅行天下、闻名于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唐代以后南下北上的人们以及明代的历次大型移民运动所造就的。

　　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中心的不断南移，鄱阳湖成为了南来北往的人们进入江右地区的唯一通道。特别是在南唐中主李璟迁都豫章以后，人们对于鄱阳湖的认识与理解便日益增多起来。唐末北方的战争频繁，人们为了躲避无情战火的袭扰，不得不无奈地举家南下，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所。他们这些人，有的在湖区安顿了下来，有的则乘舟穿过鄱阳湖进入了赣江在赣南定居了下来，还有的人甚至翻过韶关梅岭进入了闽粤之地安居了下来，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客家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些南下的人们，自彭蠡湖口进入湖区以后经过的第一个大水面便是博阳河的入湖水面，人们叫它做博阳湖。由于南下的人员相较于北上的人员显得稀少，故而博阳湖一名并没有被广泛地叫出来。

　　而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明代的洪武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红绳赶散”运动，将饶州及九江等地的富户几乎全数迁移了出去，这就是中国移民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的来由。依据《明史》《明太祖实录》的查证及其大量不同的姓氏家谱记载以及历史学家葛剑雄等人的考证，我们不难发现，仅在明洪武年间，江西就向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移民达到了210万人。仅在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人到凤阳。洪武九年，再次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五千人到安徽凤阳县西南。洪武廿一年时，朝廷从江西饶州移民30万人到了湖北的黄州。与此同时，还迁饶州、广信、九江移民约12.2万人到武汉。迁9.1万人到安陆。迁10.7万人到汉阳、丐阳。迁16万人到荆州。迁了1万人到襄阳。洪武廿二年从饶州、九江两地迁27万人到安庆，这其中，就有20万人是来自鄱阳湖上的瓦屑坝的。继又迁饶州、九江等地移民6.5万人到池州。迁饶州移民6.4万人到合肥。洪武廿五年，又迁饶州、徽州移民23万人到扬州的各个府、县，淮安府的各县去定居。洪武卅年又从江西移民65.6万人，分别到长沙府的常德府各县，以及岳州府、安庆府和郴州、零陵、衡阳、靖县、辰州等地。在明洪武年间，江西总计迁出移民达214万余人，其中光饶州府就迁了近100万人出去。这江西移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鄱阳湖上的瓦屑坝走出去的。

　　那些被朝廷强制遣散出去而丧失了对家谱和祖先的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便成了他们多少年来寻根觅祖的圣地。瓦屑坝，让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移民的后代子孙们通过口口相传，记住了生命中的瓦屑坝，传唱起心中的鄱阳湖，已然在不知不觉中让鄱阳湖这个朴实的名字，名扬天下。

（图片由九江日报记者 连国秀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