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渡血战：最惨烈的化学武器战

■ 冯晓晖 

简短的记录

1939年元月3日，日军攻占张公渡。日军一〇一、一一六、一〇六师团等部占领修河北岸。

3月19日，真如寺遭日军焚毁，千年文物毁于一旦。

3月中旬，日军分别进攻吴城、涂家埠，遭我方军队顽强抵抗。

3月20日，日军在馒头山发动攻击，以重炮急袭三小时之久。晚8时，敌冈村宁次在军山指挥日军强渡修河。

3月21日，日军在太子岭、观音阁以重炮及飞机轰炸，并使用化学武器，突破修河防线。次日滩溪被陷。

3月23日，日军轰炸吴城，大火连烧数昼夜，镇区70%以上建筑被毁，吴城陷落。

3月26日，日军占领涂家埠，纵火烧毁街市，河街80%以上房屋被毁；山下渡仅剩两栋仓库。

3月，国民党守军撤退前夕，纵火烧毁马口街。

在永修县政府官网发布的大事记中，1939年全年记录，只有以上八条，都是与修河保卫战有关。在九江市志的大事记对此战役的记录几乎是空白。

与1938年的南浔会战相比，修河保卫战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然而，这场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战役异常惨烈，给中国军队造成的巨大的损失，给永修人民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

南昌会战

修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南昌会战的开始，也是其中最残酷的一役。查阅中日双方的战史，南昌会战国军伤亡约5万人，中国方面声称给日军造成2.4万人伤亡，中日军队的战损比为2∶1。然而日军方面则声称自己的伤亡数字比中国方面宣布的少了个0，即战损比为19∶1。令人惊诧的是仅在修河保卫战中，国军伤亡人数就达到4万人，占会战总伤亡的80%，而这场保卫战仅持续了一周时间。正是因为修河一役的迅速溃败，南昌会战以国军彻底失败而告终。半年前在德安万家岭战役中获得大胜的“战神”薛岳，在此战役中的表现只可用“惨败”二字作评价。

介绍修河保卫战，首先就要了解南昌会战的缘由。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日军惨胜而结束，抗日战争转入长期相持阶段。在物资人员难以及时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日军决定以有限的兵力向长江两翼展开，扩大占领区。由于浙赣铁路、南昌机场以及国民政府在赣北20万兵力的威胁，日军必须拿下南昌，以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

守卫南昌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此之前的万家岭战役中，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虽然获得重大胜利，但最终因兵力不足而将德安拱手让出，后撤到修河南岸，之后中日军队在永修到武宁之间的修河两岸形成对峙。1938年12月底，中日双方在修河两岸开始做会战准备。由于蒋介石认为日军在武汉会战后已是疲惫之师，严令必须守住南昌。

1939年3月17日，经过休整的日军第11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的率领下进行南昌会战，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

攻防的博弈

日军的三路进攻并不难理解。左路攻击赣江出口，江西第一商埠吴城镇，日军可以利用鄱阳湖上的海军舰炮优势，这一路进攻效果有限，但能部分牵制国军。右路向武宁以攻为守，防止被国军压迫侧翼。中路当然是主力，如果突破修河，南昌必失，国军全盘皆输。

笔者在阅读这段战史时颇感奇怪：日军的中路为什么不从地图中间的广阔的田野上进军，直击县城？而是向云居山脚下的虬津镇猛攻？在很多资料中，一个名字总会出现：张公渡。这个现已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似乎特别重要，中日双方在此反复厮杀，日军用了五天时间，付出很大的战损后才渡过这段仅仅三百米宽的修河。

为此，笔者专程前往永修，沿修河走访了涂家埠（涂埠镇，今永修县城）、艾城镇（永修老县城）、张公渡、白槎镇等处，数次跨越修河，观察地形，并走访当地村民，试图还原八十多年前这场战役的经过。本次调查的收获很大，笔者找到了当年的渡口、战争留下来的炮弹、村民转述的日本老兵的回忆、埋葬士兵的“万人坑”及日军作业工棚所在位置等，并极有可能找到了日军在修河中敷设浮桥的遗址，这些在史料中并无记载。

然而，笔者掌握的文字及图片资料有限，调查研究的深度广度不足，仅得到未必准确的这场战役的轮廓，很多疑问，仍未得到解答。以下仅讲述本次调查的见闻和认知。

之前最为疑惑的是，为何日军不沿着南浔铁路线攻击涂家埠，而专挑着易守难攻的云居山前的虬津镇展开？当笔者开车沿着105国道由北向南前往永修时，就理解了修河保卫战攻防的逻辑。在德安到永修的平原、沼泽地带，多雨的春季，一支庞大的机械化师团必须沿着原有的道路进军。1939年，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极为落后，赣北是江西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但九江到南昌仅有一条南浔铁路和一条南九公路，南浔铁路已被彻底破坏，横跨修河的铁路桥被炸毁。南九公路九江至修河段也被破坏，渡口桥梁都被破坏。

破坏再严重的公路和铁路都能被修复，其通过性远远超出春季泥泞的稻田沼泽。因此兵力有限的日军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沿南浔铁路从涂家埠渡河，要么沿南九公路从虬津一带渡河。

防守修河一线的中方将领是罗卓英中将，十九集团军司令，南昌会战的前敌指挥，下辖4个军约10万人。罗卓英后来被誉为“抗日第一名将”，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中诸多著名战役，以发挥稳定、作战保守而著称。

某些事后的总结认为，罗卓英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认为修河西段地势复杂、易守难攻，故将主力部队放在涂家埠一带的修河东段，由于西段兵力的薄弱才造成修河保卫战的失败。

笔者以为，这种总结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战争本就是个双方博弈的过程。日军占有情报的优势，中路军指挥冈村宁次中将在会战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置等。由于发现了中方的主力防守所在，才改为从修河西段进攻。

反过来中方军队貌似有主场优势，其实是两眼一抹黑，对日军的部署集结茫然无知，甚至还准备在3月中下旬主动出击，未曾想先遭到了日军蓄谋已久的猛烈攻击。

为何是张公渡

日军选择利用南九公路（即现在的105国道）作为运兵道，就必须在南九公路永修县的重镇虬津镇一带击穿中国军队的三道防线，哪怕是地形不利，待突破河防后就可以利用南九公路进击南昌。正是因为国军未能破坏修河南岸到南昌的公路，在修河被突破后，全线皆溃，日军战车长驱直入，数日之内南昌失守。

日军将主攻击点选择在虬津镇的张公渡，是因为这个渡口已有千年历史，它是古代官道的必经之地，昔日南九公路上永修县第一大渡口，这里曾经有座宽约两米的木质桥梁。据本地村民回忆，老人们说，1949年前张公渡的繁华甚至超过县城，车流人马来往不息。直到1965年虬津大桥建成，105国道向东改道五公里，张公渡才渐渐衰落，如今已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村庄。

1939年的日军，既然选择在修河西段攻击，就只能在张公渡及周边强渡修河，南九公路的那座木桥当然早就被国军拆除。修河张公渡段的宽度约300米，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日军中路军主力在几无遮掩的修河北岸平原发动进攻，而国军防守的南岸有云居山为屏障，可布置炮兵、机枪阵地。保卫战期间，修河因暴雨涨水。对于进攻方来说，这里几乎就是绝地。然而令人不可解的是，占据有利地形的中国军队，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准备，布置了三道防线，却仅仅一天之内就被击穿，之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顺利渡河，七天后占领南昌。其实，看看战史中日军的部队配置后就会明白武器装备有代差。

血战张公渡

2月中旬，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2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日本海军的井上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负责中路军主攻的冈村宁次率领的第11军原定于3月10日（日本陆军节），但由于2月中旬起的连续雨水，修河泛滥，德安到永修的平原区域泥泞难行，军事准备被延误。3月9日，冈村宁次决定作战之日为3月20日。

关于张公渡之战，《抗日战争纪念网》的记载如下：

“1939年3月20日午后3时，日酋冈村宁次登上永修军山，亲自指挥战斗。4时30分，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以重、轻炮200多门同时急袭，炮击达3小时，于晚8时左右强渡修河，与中国军队夏楚中等部发生激战。至次日黎明，日军突破纵深2公里的前沿阵地。”

“21日，敌军在北岸升起气球，指示炮火将200多门轻重炮向我馒头山、太子岭一带阵地集中轰击。在炮火轰击中，日军使用毒气筒15000个，毒气弹3000个，小发烟筒5000个，并动用‘红一号’的二苯代胂腈，这是当时一次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同时敌机不断临空轰炸，沿河阵地工事被摧毁殆尽。同日，在40架飞机掩护下，日军渡河攻到第三道防线，由于日军战车已渡河，列队络绎冲击，三道防线被突破，突破口达两公里多长，侵入战车数十辆、骑兵七八百人，我军无力抵抗，向后溃退，修河防线全线溃败。”

笔者查阅战史，总结张公渡有三个日本陆军的有史以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炮兵部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化学武器战、首次由100余辆坦克组成的机械化装甲兵团。根据战史笔者推测的日军进攻路线，冈村宁次那天就站在马湾的山丘上，那是虬津镇附近唯一的高地。

击穿张公渡防线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怎样过河？笔者找到了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日本的89式坦克是采用渡船方式被运过修河。显然这只是临时措施，如果仅靠渡船将上百辆坦克以及更多的大炮等辎重运送过河，十天半个月都搞不完。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9年3月20日晚，日军强渡修河后，立即在河上架设浮桥。为了做好准备，日军战前在德安城边的博阳河上进行了一周的雨中、夜间坦克及保障车辆渡河训练。然而在修河保卫战中，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一些坦克驾驶员还是惊慌失措，致使动作失误，坦克纷纷落水。有的坦克被炮火击中，拦住了后面坦克前进的道路，一时间秩序大乱。直至21日8时，坦克集群才陆续渡过修河。

3月21日，第九战区的修河防线全面崩溃，日军机械化部队顺利渡河。23日，有“洪都门户”之称的江西四大镇之一吴城被毁，之前的七万居民仅余两千。26日，日军占领涂家埠，街市尽毁。27日，日军第101师团占领南昌。南昌会战第一阶段以中方惨败而告终。4月起，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10个师试图收复南昌，却久攻不下，损失惨重。5月9日，蒋介石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南昌会战以国军彻底的失败而结束。

最后总结修河保卫战。笔者估算，仅张公渡血战的两天，国军损兵折将或在万人以上。这场惨烈的战役很少被后人提及，或许是因为它太失败了。然而，抗日英烈的鲜血不应白流，我们牢记万家岭，也不能忘记修河。中国人民正是靠着流淌的鲜血和坚硬的骨头，才换来了抗战的胜利。

最大的化学武器战

据《九江年鉴（2020）》记载，2019年2月25日至4月7日，中央军委、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派员到九江市处理日遗化武处置有关事宜，共挖掘弹药9810个、污染物328桶共1.09711万公斤，进行了完全清理。

战争已过去八十多年，竟然还能在九江挖掘出上万具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和重达十余吨的污染物，在和平年代生活这么久的我们，很难想象。

众所周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曾大量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伤亡。由于生化武器是日内瓦公约中所严格禁止的，因此日方公开否认使用过这类武器，在战败投降时密令各部队将其掩埋、丢弃，以销毁罪证。以至于数十年后，这些生化武器仍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危害。由于日本政府曾长期不承认其在中国遗弃有大量化学武器，中日两国经过长期交涉，最终日方承诺负责销毁所有在中国境内的日遗化武。

赣北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武汉会战、南昌战役等多个重大战役中，日军曾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有一套独立的化学战补给系统，华中派遣军的野战毒气厂设在安徽省滁县，并在九江、武汉和庐州等地设立野战毒气分厂，以支援日军第11军和第2军。毒气分厂下面又设野战毒气支厂，为日军各师团、独立炮兵部队和独立化学战部队提供化学弹药补给，据笔者查询，九江的毒气支厂曾设于瑞昌和德安。

1939年3月，日军为了强渡修河，组织了日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化学战，使用毒气筒15000个，毒气弹3000个，小发烟筒5000个，并动用“红一号”的二苯代胂腈。据战史记载，当时的修河中国守军阵地的2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由于部队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守军伤亡极为严重。第2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及多位团长中毒，部队处于惊慌之中。这是化学战重要的威慑作用，以致指挥失灵，战斗力接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河。

对平民百姓的持续性伤害是化学战的另一个重大危害，由于修河保卫战中日军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不仅在当时杀死了很多当地百姓，还使得田地长期不能耕种，大批永修人流离失所。而日军为了隐瞒罪恶而掩埋、丢弃的化学武器，至今仍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和环境造成危害。

讲述历史为的是不忘却。作为九江人应该知道，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化学武器战就发生在我们的家乡。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经过多年交涉，日本政府终于承认并允诺处理遗留化武问题，但十余年过去了，这项工作仍磨磨蹭蹭，至今尚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