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登明

　　1965年6月25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沙河街30多名青年男女胸佩大红花，敲锣打鼓，在老街居民夹道欢送中离开家庭、告别父母、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是九江县（现柴桑区）首批上山下乡青年。我们这次下放的30余人，百分之八十都出身不好。其中高中毕业生4人，初中毕业生6人。所以这群人在1968年大批上山下乡时都不属于知识青年，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时才按上级文件精神列入城镇下放人员落实回城。

　　我同吴从贵、胡淼生、陈桂荣、雷杏仙等12人分配到狮子公社林场。场址设在地处三桥、排楼之间的“清修寺”，前后两重，上下两层。东头一棵千年银杏树，伟岸挺拔，郁郁葱葱。同时抽调本公社20余名青年劳力组成林场职工队伍。划拨周围田、地作为农场口粮田和苗圃基地。农忙时种田、栽苗木。冬闲时在株岭山砍树、锯板、搞副业。

　　当年10月，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各公社成立农业中学。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熊汉川来林场检查工作，看望知青，看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很好，就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告诉他是沙河下放来的张登铭写的。熊本人就是知识分子，部队团长转业（以后熊任瑞昌市县长，1992年5月同黄向隆书记等组建渊明诗社，创办《采菊诗刊》）。他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当即表态：“现在办农中，就让他做农中老师，像他这样的市一中高中毕业生，恐怕全公社难找”。于是我便成了狮子农中创办老师，每月28元工资从公社信用社王会计处领取。虽然只是农中，但配位较高，公社二把手李先春任校长，住岭中心小学校长黄家兴任副校长。从各大队遴选罗定友、罗克许、罗其锋、罗修长、罗修松、洪中梅、陈义保、陈新龙、熊六兵、蔡报岩、高道权、倪某等12名青年到农中读书，其中年龄最大的仅小我2岁。我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农中也设在“清修寺”内。“清修寺”环境幽静，是个办学的好地方。传说清朝嘉庆年间两广总督李鸿宾幼年曾在此读书，当地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李发迹后，清修寺声名远播。

　　1966年暑期从住岭小学毕业的一批学生30余人分配到农中，规模扩大，调往岭小学教导主任徐书质到农中任主任，教语文，我教数学、音乐。林场搬到排楼。清修寺成农中办公室、宿舍、食堂。征用东间一幢地主民宅做教室。同年9月农中推选罗定友、干学彬、罗克耀、王桂荣四名同学作为红卫兵代表赴京参加天安门检阅，历时半个月，农中师生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

　　在清修寺农中这块风水宝地中，先后走出许多优秀人才和民营企业家。像曾任九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转业后任九江市纪委副书记熊六杨、赤湖啤酒厂厂长李耀明，还有王怀银、余章旺、熊六兵、帅长海、刘金火、刘礼火、罗其锋、洪中梅、干思华等都曾就读清修寺农中。

　　1968年8月狮子农中从清修寺搬迁至住岭，组建狮子中学。我由于户籍、口粮等微妙原因离开农中，回林场参加劳动。此时熊书记已调离狮子，林场也从排楼搬到龙岗大队桂家洼。在这个贫瘠的山沟里，我面朝黄土背朝天，实实在在上了一年工，学会了犁、耙、车、糙一应农活。有次我妹妹来林场看我，见我灰头灰脑，浑身泥巴，暗暗流泪：“难道我哥就这样过一生”。一路哭着跑回家。

　　当年10月林场领导班子调整，调青山大队书记罗德美，排楼大队书记高道全任林场书记、场长。这两位基层领导为人正派、淳朴、厚道。特别是高道全书记有文化、见多识广，很喜欢和我这样的读书人交往。他非要我同他住一个宿舍，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历史典故、民间传闻常侃到深夜。由于他的赏识，我竟然鬼使神差参加了场部“三查”小组。

　　1970年元旦我同沙河公社回乡知青罗美珍（我父亲的学生）结婚。此时我父母、弟妹全家下放到新城镇新城大队。在高书记的同意下，我从狮子林场迁回新城大队五队。春节后，在新城小学负责人刘炎生老师（原沙河小学教导主任）的力荐下，我又到新城小学（区二小前身）任民办教师。期间结识了新城镇“五·七”大军连长朱英同志，他得知我的下放经历后又将我编入“五·七”大军，使我这个游离在知青和闲散劳力边缘的“散兵游勇”，从此有了“娘家”，为我以后招工进厂预备了先决条件。1976年5月有批县属企业招工指标。朱连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这时已30多岁，三个孩子的父亲。如果此时不走，恐怕就要在农村待一辈子。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到县办企业当一名普工，结束了我长达11年的知青生涯。

　　回忆往昔，迷茫、无奈。好在一切都已过去，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我夫妇退休多年，生活安定，耄耋之年，身体尚健。我退休后又被聘任编修县志、年鉴。滴水涌泉，当知感恩，感恩蹉跎岁月里那些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生命中的“贵人”。

编辑：王嘉琪

责编：刘芸

审核：姜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