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论语)鄱阳湖文学价值研究

2022-08-12 19:00:00   长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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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文学价值研究

■ 明 然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的价值在哪里呢?

鄱阳湖流域,春秋时期属吴,战国时期属楚。她虽然襟江带湖,流域广袤,但是,她在文化的发展上是远远落后于长江中游的荆州以及下游的扬州等地。鄱阳湖区虽然也算得上是一块丰腴的富饶之地,但是在经济开发上却比太湖和洞庭湖地区晚了许多。这和她坐落在江南的腹地,处在吴头楚尾的尴尬位置上有很大的关系。

在地理环境上来说,鄱阳湖流域的地貌是呈现出了一种“山无傍走,水不外趋”的形式,所有的水系全部都汇入鄱阳湖中,然后进入长江。她的北面有天然的长江天堑,给人一种妥妥的安全感。西南东三面则有幕阜、罗霄、大庾、武夷、怀玉等沿境的岭脉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其间,还有多处内连外通的水上孔道可以让舟楫行走。赣江、抚河、修水、信江、鄱江,五大水系纵横罗布,脉络清晰;清丰山溪、博阳河、童津河、章田河、土塘水、侯港水六道大溪蜿蜒其上,奔流不息,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水利与舟楫之便。在这块土地之上,地表上的竹木生长繁茂,地下蕴有各种丰厚的宝藏,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及运输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条件。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应当注意到,之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征战杀伐,并没有影响到那时的鄱阳河网平原,吴楚越之间的拉锯战争以及项羽与刘邦之间的楚汉大战也并没有给整个流域造成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河网平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相对封闭而平静的状态之中。因而,安宁祥和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就使得鄱阳湖流域的人们能够积极地发展教育,并能够较好地沉淀和积累属于自己的文化。

从东汉的徐稺开始一直到东晋的陶渊明,鄱阳湖区的文艺家们,普遍都重视正心修身,涵养品节的行为,这恐怕和整个鄱阳湖区的良好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尽管南朝时期的《子夜》《读曲》之歌,虽然并不是产生鄱阳湖上,但是,后来的宋明理学却在鄱阳湖流域发展和繁荣到了极盛的阶段,因而我们猜想,鄱阳湖流域的这种人文现象,恐怕就是因为鄱阳湖流域被长期封闭的原因所造成的吧?故而,我们觉得鄱阳湖流域的这种奇异文化现象,应该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那时的文学家们大多出自朝中的世家大族,那时候的文学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典型的士族文学、贵族文学。在世家子弟的身份构成中,除了政治、经济、家世等原因以外,他们自身所兼具的文学修养,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隋唐之前,我国还没有开科取士的先例。即便是在南北朝时期,国家也没有形成上下一体、完整的教育体系。国民教育兴起的初始阶段,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王廷的元嘉十五年(438年)。那一年,南朝的刘宋朝廷再次征辟鄱阳湖上的豫章人,也就是现在的南昌人雷次宗到京师建邺,命其开设学馆于鸡笼山上,聚徒教授学业。当时,有百余名学生来学馆读书。其时,会稽的朱膺之、颍川的庾蔚之也在鸡笼山上教授儒学,帮着雷次宗监理学馆及诸生。

近代的文学大师、史学家刘师培先生曾经在谈论南朝文学时说过,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之上,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者比比皆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学家的出身以及文学的这一家族性特征。

长期以来,由于江右与江左在文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激起了鄱阳湖人内心的一种不满足感,也可以说是强烈的“危机感”,从而引发了人们一种深深的“羞赧感”意识。为振兴鄱阳湖流域的文化,纪念曾经创造过精神文明成果、丰富文化宝库的鄱阳湖流域的先贤,追溯民族的文学本源精神,这个意义是多方面的。

隐居在匡庐山下的陶渊明,在“桃花源”的理想世界里,摒弃玄言诗的约束,冲破它的禁锢,开创了诗歌创作史上的一代田园新诗风,诗人的创作成就不可能产生在征战不息的中原大地之上。在经过中晚唐、五代到宋初的长时间积累后,鄱阳湖流域的文学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喷涌而出。

经济的繁荣兴盛,无疑给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而教育的兴旺发达则是人才不断涌现出来的必备条件。饶州人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五中这样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善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

在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渐地深入下去。

首先是研究在地域自然环境下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双向多边互动关系。因为大家所处的成长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都会对人的记忆及世界观的形成,语言的表达方式等方面产生隐性或显性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家们也可能会对某一种特定的生态自然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其次是研究地理自然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这里就包括研究地理自然环境对作品本身的题材、体裁、形象、意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作品对自然空间的拓展、想象、建构等等。

最后是研究自然的地理环境与读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对读者期待的视野角度、阅读心理、阅读习惯、心灵感受等方面的影响,也要研究读者对地理环境的接受、建构与异化的认知。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探索研究,并非只是为了揭示某种地域的文学现象,其终极的目标是为了揭示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生成语境与它的生成模式。站在文学的地理学角度来看,鄱阳湖其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对江右文化、江右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而研究鄱阳湖文学无疑是对揭示这块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我们今天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就是为了承前启后,大力弘扬鄱阳湖文学这面地域文学旗帜。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根据丰富的文学史料去开展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的比较学研究;开展古今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比较学研究;开展鄱阳湖地域的自然环境学及其人文环境学的研究;开展文化传统与文学艺术上出人才、出成果的关系学研究;开展文学艺术方面的管理学、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学研究。开展总结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造就人才辈出的历史经验来作为引领鄱阳湖地域文化工作、繁荣鄱阳湖地域文学,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创作各方面有效借鉴的研究。

当下,我们在鄱阳湖文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如何采用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历代鄱阳湖流域的文艺家们,譬如像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八大山人等人。我们固然可以利用前人的路基,但必须拓展新的道路,开辟新的艺术天地,我们需要有新的开创者大军,发扬前辈创建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高速度地进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前沿,并力争有更多的文艺家们走向外面更广大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积极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研究它的意义是深邃而又悠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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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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