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名家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 陈林森

著名作家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卧底》（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揭露了小煤窑老板的罪恶和挖煤工人的苦难，同时批判了文化人的自私软弱。其主要情节是：某报试用记者周水明，决定到黑煤窑当卧底，从而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周水明心甘情愿地被“拐骗”到黑煤窑后，开始了他噩梦一样的“两个月零二十一天”的卧底生涯。他不但遭到窑主的欺凌压迫，还受到其他矿工的欺辱，而由于其身份提前暴露，遭受到更加惨无人道的迫害。周水明最后没有死于窑下，既不是窑主发善心，也不是矿工的斗争或报案，更不是记者的机智逃脱，仅仅是一件意外事件。获救后，周水明几乎用生命换来的稿子也没有发表的机会，甚至工作也被解聘了。

小说的描写紧紧依据现实，没有浪漫主义的虚构和梦呓。小说中两个场景，一是报社，二是煤窑，都是现实生活的缩影。人物的每一句对白，都像是生活中真实对话的录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小说情节环环相扣，没有抒情的林间散步，没有轻松的休闲时光，也没有从容的谈情说爱，因而小说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很少，更多的是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的描写。这些描写震撼了我，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审美愉悦。那些优秀作家无论走南闯北，似乎都随身带着录音录像摄影器材，能将生活中的原生态复原得那样细致入微。哪怕是小说中昙花一现的人物，例如负责到劳务市场骗工的中年妇女“杨师傅”就是这样，男性化的粗口，大大咧咧的脾气，强制性的“热情”，和齐老板放肆的调情，最后以“生坯子口嫩”这句经典台词而结束。此人把工人骗进了窑洞就再也没有出现，但一个不识人间羞耻、心灵荒芜而靠撒谎度日的“人贩子”形象跃然纸上。

在刘庆邦这类小说家的笔下，有那么多的细节，编织成斑斓的生活图景。每一个细节，都从生活的土壤采撷而来，带着露珠的晶莹和泥土的芳香。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现象，一经他们提炼，就有了审美的情趣，向我们昭示世俗的真理和生命的节律。下面我精选一些实例来表达自己阅读时的感受和心得，与读者诸君分享。

（1）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第二节）

这是周水明决定卧底，在采取行动之前回家时路上的描写。他必须在冒险之前跟妻子打个招呼，而更重要的是准备一身农民工必备的“行头”。在描写他的农民工的行头之前，需要先介绍他作为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这也可以叫欲抑先扬。描写他的记者派头，内容很丰富，包括西装革履，领带发型，手里拿的皮包，以及矜持的心态。但作者把重点放在眼镜。对于人物形象来说，眼镜只是一个道具。眼镜本身的描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道具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意义。作者轻描淡写地说：“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实际上保护视力是假，“向明星看齐”是真，这种欲擒故纵的笔法耐人寻味。“向明星看齐”不在于说他崇拜偶像，而在于表现他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和保持足够自尊的虚荣心。眼镜的功能是使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表现了他的善于自我保护的狡狯和精明。眼镜的出现还有一个意义，是引出了记者身份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正是引导周水明采取“壮士断臂”行动的原动力。眼镜和其他服装道具所塑造出的“记者派头”，又与回家后的化装所变成的农民工形象产生了前后对比的效果：“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他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而眼镜就是他作为“体面的记者”的“皮”的一部分。这样，眼镜这个小小的道具，不但在表现人物形象和心理动机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2）女人三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奶子、嘴、屁股，哪儿都大。女人的嘴唇格外厚，一片嘴唇恐怕就有二两精肉。女人的嘴唇不好看，唇面子不发红，有点发紫。（第三节）

这是对来招工（实际上是骗工）的杨师傅的外貌描写。这个形象是通过周水明的眼光观察的，重要的不是人物的美丑，而是作者所用的笔墨。他用的是非常粗俗的文字，不注意修辞，不讲究含蓄，就是为了突出女人的粗野。周水明作为记者是阅人无数的，从他的眼光看，这个女人无疑是丑陋的，不过她的某些部位的“大”，在那些“下流”的场合和阴暗的角落，可能会成为所谓“性感”的标志或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她可以利用这些特点去打情骂俏，去通融关系，在白道黑道中求得生存。描写重点放在其嘴唇上，用粗鄙的夸张手法，突出嘴唇的“厚”。这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她的反感，更重要的是为下文她说话的粗鲁下流做了铺垫（比如她口口声声不离男性生殖器，因不可描述而此不引）。

（3）上了三轮车后面的斗子，斗子两侧有两条竖座，马师傅和杨师傅坐一侧，周水明和李正东坐一侧。周水明又问杨师傅，还要坐多长时间车。杨师傅的回答仍是含糊其词，说一会儿就到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土路，向黑暗中驶去。车轮子弹弹跳跳，车屁股调来调去，颠簸得很厉害。车屁股后面敞着口子，但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团一团的土涌进来，土里有一股呛人的石粉味儿。周水明透过斗子前面的一点缝隙往前看，在车灯的照耀下，分辨出他们走的路像是一条干河滩。就这样又走了个把钟头，三轮车冲上一个斜坡，又开进一个很深的山沟，才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了下来。（第三节）

三轮车多数人都坐过，但很少看到有人描写坐三轮车的过程。这是一种在农村广泛使用的载客的机动三轮车，俗称“蹦蹦跳”，这种车的样式规制和行驶特点交代得很清楚，描写中所用的名词和动词都极为准确。它不是静止的介绍，而是在叙事中有层次地说明，并且是通过周水明的视角和感受来描写的。这种车最多可坐八个人，但因为它是按马杨的手机联络专门来接站的，所以只坐四个人。与周水明一起被招聘的李正东比较迟钝，他不会关心周围世界的变化，周水明不同，他把每一分钟的经历都看成是采访的过程，他要记住距离的远近、行驶的路况以及经过的地方。从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矿窑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带来上面管理的困难，也使矿工逃离很不容易。坐三轮车的滋味通过三句话的白描就说得淋漓尽致：“车轮子弹弹跳跳，车屁股调来调去，颠簸得很厉害。”

（4）周水明想说当记者并不是单纯为了挣钱，记者有记者的光荣使命，但他没有说。他手上拿了一块腔骨，正啃骨头上的肉。表面的肉啃完了，骨头缝里的肉他的牙齿够不到，只好用筷头剜，或是用手指抠。骨头筒子里还有骨髓，他用筷子捅进那头，这头用嘴一吸，一条白色的很香的骨髓就被他吸到嘴里了。（第七节）

周水明既有高尚的使命感，又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这使他不能不成为一个尴尬的角色。他在国矿长提出金钱赎买的要求后，没有立即严词拒绝，表现上看是在忙着吃肉，实际上是处于思想矛盾之中。矿长扔给他的一块骨头（腔骨）果然发挥了作用，使他原先表现出来的为命请命、大义凛然的姿态丧失殆尽。几个动词的运用（“啃”“剜”“抠”“吸”），固然有饥不择食的客观原因，却还是把一个自我定位为“施救者”的英雄在精神上萎靡、在信念上脆弱的可怜相（连国矿长都瞧不起他）深刻地揭露出来了。我们平时很少看到有对“吃相”的描写，成功的小说家真是无远弗届，无所不至，无孔不入，无幽不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