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前，我国人口和经济中心在北方地区，主要是黄河流域。随着生产力尤其是水运航运的发展，宋代以后，我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具体说来，理学兴起后，南方士人的政治文化活动逐渐活跃了起来。于是，长江千年文脉，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从历代陪祀孔庙的先贤先儒人数看，进入大成殿的17人（除朱熹外）、东西二庑的先贤78人（除周敦颐外）、先儒中宋以前各时期17人，全部出自黄河流域，宋至清59人中，则只有18位出自黄河流域，其余的39位，加上周敦颐、朱熹，共41人，全部出自南方长江流域。这里披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这53位先贤先儒，都是理学大家（文天祥系著名的理学名臣），二是南方长江流域占70%，北方黄河流域仅为30%。不难看出，宋明理学是长江千年文脉之魂。

宋代的理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术，在历史上习惯用四个地域的名称加以概括，即：濂、洛、关、闽。濂学乃濂溪之学的简称，是理学开山学派，开山祖师是周敦颐。

公元1061年，周敦颐游览庐山时特为莲花峰下一条溪水命名为“濂”。

不过，史上有人称湖南道县早有濂溪。周敦颐在庐山名溪为“濂”，只是表达怀乡念祖之情而已。度正《周敦颐年谱》、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都持此论。那么，到底是道县早有濂溪，还是九江才有濂溪，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敦颐和他同时代亲友的诗作，证明九江才有濂溪。周敦颐《题濂溪书堂》一诗开篇说：“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结尾又说：“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诗中的元子，指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道学先驱元结。元结，河南人，安史之乱时曾在瑞昌避难一年多，与村民关系很好，相互谦让，于是他特为村边一条河命名为“瀼溪”。他在《瀼溪铭》中说：“瀼溪，可谓让矣。让，君子之道也。”便同元结一样，名此水为濂溪，以寓心中之志——廉，这就是诗中的题眼：名濂朝暮箴。历史上有“廉泉让水”这个典故，说的是陕西关中，但并不指哪条实在的溪水。而到了元结与周敦颐，九江真有廉泉（濂溪）、让水（瀼溪）了，这是“九江乃真儒过化之地”的实证。

周敦颐同时代的僚友、文友、亲戚、弟子及私淑弟子对周敦颐的赠诗、和诗、赞诗中，凡涉及“濂溪”出自何处的，所指都是九江、庐山，无一例外。曾与周敦颐共事的虔州太守赵忭在《题茂叔濂溪书堂》一诗中说：“高哉庐阜间，出处濂溪派。”这里，作者将“濂溪”与“庐阜”连贯而写。周敦颐妻兄蒲宗孟寄给周敦颐的诗中也说：“湓浦方营业，濂溪旋结庐。”这里又将“濂溪”与“湓浦”平列而写。周敦颐的私淑弟子苏轼在《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一诗的标题后还特加上“溪在庐山下”一语。

这样说来，濂溪为庐山所最早拥有，周敦颐在世时家乡永州道县并没有名为“濂溪”的河，后来为纪念周敦颐才将原有的营水改称濂溪。《道县志》说:“濂溪河，古称营水，发源于都庞岭东侧县月岩林场天岭冲东北。”明朝《永州府志》则干脆不提“濂溪”，只讲“营水”：“源出营山水营水，流60里至州城与沱水合，经宜阳乡与舜源水潇水(合)，又转注单江至本府入湘。”

当代著名理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朱熹与江西理学〉序》中指出：“濂学指周敦颐的思想，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将一条小溪命名为‘濂溪’，在溪上筑濂溪书堂，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濂学以此得名。”

湖南永州学者张官妹则说得更明白：“‘濂溪’原为庐山的居前小溪命名，而不是道县家乡的小溪之名，道县的‘濂溪’应是沿用了庐山的溪名。度正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应是一个千年之误。”（《“濂溪”名之缘由》，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

正因为濂溪在九江，世人便称周敦颐“濂溪”。的确，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周敦颐心心念念都是九江。至于他的主要理学著作，正是几次与东林寺常总禅师、归宗寺佛印禅师、真净禅师的学术交流中，寻同存异，援佛入儒，解决了关于“无极而太极”“生生之说”“孔颜之乐”等重大哲学命题后，才使他的《太极图说》《通书》等理学著作日臻完善。明代文人钱子正《濂溪》诗序中说：“舂陵周颐，字茂叔，居濂溪，号濂溪先生。窗前有草不除, 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作《太极图》及《通书》数十篇，上接洙泗千载之统，下启河洛百世之传。”这里，作者将周敦颐的理学著作与濂溪的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指明了濂学发源于九江。

周敦颐的廉政之学是濂溪之学的孪生兄弟，也形成于九江。

当年，周敦颐游览庐山莲花峰，“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峰下小溪名“濂”，在溪边建濂溪书堂，开凿莲池，写《爱莲说》，将“廉”、“濂”、“莲”三个符号紧紧连在了一起，真是妙不可言。

东晋九江大儒陶渊明独爱菊，大唐九江儒士舒元舆（后来任过宰相）在京城写下《牡丹赋》，朝野广为流传。如今，跻身为九江儒者之列的周敦颐尚在任上，既不能像陶公那样把玩东篱之菊，也不愿像舒公那样追求牡丹之富贵，他的愿望是按照儒家的路径去修炼而成为君子。正好，莲就是君子之花，于是，他的《爱莲说》诞生了，两年后为于都友人刻于罗崖。不少人认为《爱莲说》刻于于都必定写于于都，可能是一种误会。

周敦颐的著作阐述了儒家哲学、儒家伦理中许多重要问题，同时也为他的廉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太极图说》从哲学层面阐述了儒家的宇宙观和廉学思想的渊源。“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使人道与天道地道相接，并借助天道地道而立起了人道。坚守仁义，护佑生民利益，就是廉；反之，违背仁义，吞噬生民利益，就是贪。治国平天下是理学的终结，治平中是否遵循理学原理，是否坚守仁义这个人道之本，与理政是廉是贪，密切相关。

《通书》从伦理学角度指出存天理、节人欲的廉理核心。如“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这里指出“诚”才能接通天理。又如“一者，无欲也。”从寡欲至无欲，正是公职人员自我养育清廉美德的座右铭。

《拙赋》虽短，却为廉政思想提供了社会学依据。社会上其实只有两种人：巧者与拙者。其话语特征为“巧言拙默”，其行为特征为“巧劳拙逸”，其心性特征为“巧贼拙德”，其命运归宿则为“巧凶拙吉”，作者进而指出，只有天下拙，才能刑政彻，才能上顺下安，风清弊绝。这种廉政的社会学分析言简意赅。

《养心亭说》则是廉政思想的修身学论述。养心（即修身）的初级目标为寡欲，终极目标为无欲；养心的效果当是诚立成贤，进而明通成圣；养心的要义是“自养”，能否成贤成圣，关键是“存乎其人”。

廉理是廉心形成的基础，而廉心则是廉理价值能否体现的关键。周敦颐的廉心十分坚定。除《爱莲说》表达了他向往廉洁的君子之志外，在多篇诗作中他都表达了挚诚的向廉之心。他喜爱游览，诗中说：“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同石守游山》）在托侄子带回给乡亲的诗中说：“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寄乡关故旧》）

周敦颐曾在五省十三处任职，每处都有廉政业绩可圈可点，在分宁，狱久不决，他出以公心一讯立辨；在广东，他发现一些官员抢占端砚，便下禁砚令。一句话，周敦颐的廉政理论，加上他的敬廉爱廉之心、守廉护廉之行，构成了独有的完整廉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立起了一座名耀千古的廉政丰碑。

由于周敦颐廉学思想的影响，九江这个“廉泉让水”之乡，结满了廉政文化的硕果。如黄庭坚“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铭，明清时一直安放在各县衙门前；朱熹制作《白鹿洞书院学规》，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列为处事之要；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永修人）为朝廷建考公历，置贪赃籍；明代谏臣欧阳一敬（彭泽人）在朝廷任谏官，连续扳倒20名三品以上贪官；清末德安县令吴宝炬为警示下级吏员，在所有公文中加盖“受贿天诛”大印……这些著名的立廉、守廉、护廉、教廉、警廉的廉政典型多达百余例，加上周敦颐自身的廉政素材，足以建成一座以正面教育为特色的廉政教育基地。

北宋中期以后，九江书院影响力一直很大。像江州景星书院、濂溪书院、都昌经住书院和庐山白鹿洞书院，都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传播中心。

朱熹知南康军期间（1178～1181）修复白鹿洞书院，且多有著述。最引人注目的是，朱熹在补注后的《中庸章句》首注中正式提出“道统”一说。他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韩愈、周敦颐在“道”维护和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道统”的概念则由朱熹提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所谓“道统”，顾名思义，指的是儒家之道不断传续，其本质特点则是用“道德”作为理性的尺度，去衡量人心外在的世界和德性行为。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不仅正式提出了道统说，而且处处以道统观来建立儒学与理学谱系，确立祭祀规范，制定白鹿洞书院以“育人”为使命的教育方针。

朱熹亲手制定的《学规》，紧紧围绕“育人以德”的道统观制定，先讲做人的两个方面“仁”（五教之目）与“义”（为学之序），再讲“内圣”（修身之要）和“外王”（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井然有序，内在逻辑性极强。历史上众多书院的学规、当代所有的学生守则，都是列举要怎样、不要怎样这些指令和禁令式的空洞说教，唯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在领悟圣人之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做人之道，其启发式教育设计独胜一筹。明代学者郑廷鹄说:“肇自文公，大兴洞学，条例古训，佑启后人。于是白鹿洞有规焉，实夫天下通规也。”（参见《白鹿洞古志五种》）

朱熹还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将陆九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稿《白鹿洞书堂讲义》勒石存留，明代中期，王守仁“致良知”学说亦在白鹿洞书院发布，其弟子相继在这里讲授心学，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心学的传播中心。

濂溪、白鹿洞等书院的理学研究与传播，记录了宋明理学发展的轨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朱熹的道统论、《白鹿洞书院学规》、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陈澔的《礼记集说》、张洽与黄泽的春秋学研究成果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迄今仍熠熠生辉，对于今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对于国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都是极好的本土文化资源。我们完全有条件将白鹿洞书院建成优秀传统文化转换与创新的高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基地，再度让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沐浴这座天下第一书院的阳光雨露。

在九江兴起的千年理学，始终伴随着长江千年文脉的演绎，而且成为了这个文脉的魂。

周敦颐理学开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元代理学大家吴澄、陈澔，明代吴与弼、胡居仁、罗钦顺赓续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人称半个江西人）又兴起心学。连同理学先驱欧阳修，这十余位著名大儒，让江西文脉昌盛了起来。陈来先生《〈朱熹与江西理学〉序》说：“在南方各地之间，江西的地位格外突出。”

周敦颐不仅是江西文脉的宗主，也是湖南、四川文脉的宗主。他在湖南的传人有胡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在四川的传人则有弟子傅耆、私淑弟子苏轼和后来的魏了翁、黄泽，他们在理学领域都享有盛誉。

周敦颐五传弟子、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相继成为安徽、浙江、福建这些地区文脉的开创人。陆九渊在湖北为官，王守仁在贵州办书院，影响力很大。广东新会的陈献章，开启岭南文脉，他是江西吴与弼的弟子，吴与弼则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一句话，长江流域各省理学文脉的宗主都是周敦颐，称江西千年文脉乃至长江千年文脉从九江展开，谱系是很清晰的。陈来先生亦说：“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中，长江流域以南的各地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这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心的改变是一致的。”

九江是长江中上游与下游的衔接地，是巴楚文化与三吴文化的交汇地。九江历来有“吴头楚尾”之称，如不经意，这里似乎只是诸侯争夺之处，或者是远离中心的荒蛮之野，谁知斗转星移，进入大宋，周敦颐赓续中华道统，在九江率先兴起理学，又由他及至其再传弟子朱熹等大贤在南方各省担纲领衔，开启了长江千年文脉，影响了长江千年文化的走向，使长江文明反哺整个中华文明，其功之伟之巨，九江人尤其不可小觑。